没有人谈论的冬天

简介

今天要推的小说名字叫做《没有人谈论的冬天》，是一本十分耐读的都市日常作品，围绕着主角陈启明之间的故事所展开的，作者是0xFFFF。《没有人谈论的冬天》小说连载，作者目前已经写了211257字。

没有人谈论的冬天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二〇二七年十二月。深圳没有真正的冬天。

我们必须解释一下这句话，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十二月就是冬天，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可是深圳不一样。深圳的十二月，白天还有十五六度，太阳出来的时候甚至能到二十度。街上的女孩子穿着薄外套和短裙，梧桐树的叶子到现在才落了一半，草地仍然是绿的。如果你从哈尔滨或者石家庄飞过来，走出宝安机场的那一刻，你会怀疑自己登错了航班——这是冬天吗？这分明还是秋天嘛。

但是，如果你在早上六点五十分骑上一辆电动车，从龙华区上塘路出发，沿着民治大道往南骑，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风。

不是北方那种带刀子的风，是一种湿漉漉的、钻骨头缝的凉风。气温大概十度。穿着棉服坐在办公室里，十度不算什么。但骑在电动车上，时速三十公里，风从领口灌进去、从袖口灌进去、从裤管灌上来，体感温度大概只有四五度。手指头先是凉，然后是僵，然后是木——木到你拧油门的时候，得低头看一眼右手，确认手指确实还搭在把手上。

陈启明已经习惯了这种木。

他现在每天早上六点五十出门，比两个月前早了二十分钟。不是因为勤快，是因为他发现早出门二十分钟，能多接一到两单早餐单。早餐单的距离短——大多是从粥铺、包子铺送到附近的写字楼和小区——客户一般不挑剔，超时投诉率低。一单五块到七块钱，跑起来快，十五分钟一个来回。这些都是他跑了两个多月以后才摸出来的门道。

两个多月。唉，说起来不长，六十几天而已。但六十几天足够让一个人的身体记住很多东西。他的右手虎口处磨出了一层薄茧——握刹车把磨的。左肩比右肩酸的次数多——提保温箱提的，他习惯用左手。膝盖不再每天咔嗒响了，大概是跑楼梯跑多了，肌肉适应了。他甚至学会了一种省力的上楼方式：不是一步一个台阶地跑，而是两步并一步，身体微微前倾，用大腿的力量而不是小腿的力量撑上去。这个技巧是一个跑了三年的老骑手教他的，那人说”你这么跑，膝盖多用两年”。

他现在每天能跑十四到十六单。好的时候十六单，差的时候也有十四单。一均十五块到十七块钱——他已经不再接那些四五块钱的短途单了，那些单赚不到钱，留给新人跑。他学会了看单：距离、楼层、出餐速度、送达时间，四个维度，扫一眼就能判断这单值不值得接。壹城中心B区的那家张记牛肉粉，出餐慢，每次要等四到六分钟，他现在基本不接。锦绣新村7栋的单他也尽量避开——六层楼梯楼，没电梯，上去下来十分钟。

这些判断在两个月前他一个都不会。两个月前他连怎么拒单都不知道，系统派什么就跑什么，像一头刚套上笼头的驴，鞭子抽到哪儿就往哪儿走。

现在不一样了。他已经不是驴了。他是一头知道哪条路近、哪片草好吃的驴。

当然，知道自己是驴这件事本身，也是一种进步——虽然这种进步令人悲伤。

—

十二月的一个星期三，中午十二点半。

午高峰刚过了最忙的那一波。陈启明把第十一单送完，骑车回到站点附近的一棵大榕树下面。这棵榕树他很熟了，树冠很大，遮出一片差不多二十平方米的阴影——深圳的冬天虽然不热，但中午的太阳还是有些刺眼，躲在树荫下面舒服一些。更重要的是，这棵树下面有一条长石凳，是市政修的，能坐四五个人。石凳旁边有一个垃圾桶和一路灯杆，路灯杆上有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贴了一张小广告——”回收旧手机 价高”——风吹雨淋的，字已经模糊了。

石凳上已经坐了两个人。

一个穿黑色冲锋衣的年轻人，头盔摘了放在膝盖上，正低头看手机。手机壳是透明的，后面贴了一张贴纸，画着一只黑色的猫。年轻人大概二十七八岁，脸瘦而白，戴一副银色细框眼镜，头发有点长了，在头盔里压得乱七八糟。他的骑手服是新的，折痕还看得见——入行不超过两个星期的样子。

另一个是个中年男人，四十岁左右，身材微胖，穿一件灰色抓绒外套，外套口处用黑色马克笔写了一个大大的”骑”字——大概是怕别人不知道他是骑手。他正在吃一个肉包子，咬一口包子，嚼几下，再喝一口保温杯里的水。保温杯是不锈钢的，杯身上印着”2023年度优秀员工”几个字和一个公司的logo。

陈启明把电动车停在树荫下面，摘了头盔，在石凳的另一头坐下来。

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下一单还没派过来，系统显示”附近暂无订单，请耐心等待”。他把手机揣回兜里，从外套口袋里摸出一瓶矿泉水，拧开喝了两口。水是凉的，喝下去胃缩了一下。

那个穿冲锋衣的年轻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哥，你也等单？”

“嗯。”

年轻人把手机收起来，搓了搓手。他的手指很长，指甲剪得很整齐，手背上没有茧——和陈启明两个月前刚入行时的手一模一样。

“我叫顾磊。”年轻人说，”跑了十一天了。”

“陈启明。两个多月了。”

顾磊”哦”了一声，目光里有一种微妙的敬意——在外卖骑手这个行当里，两个多月已经算是”老人”了。

旁边那个吃包子的中年男人咽下最后一口，用手背擦了擦嘴，了一句：”我叫方平。跑了一个半月。哥们你以前什么的？”

这个问题在骑手之间并不常问。刘师傅说过，”别问人家以前什么的，问了人家不好受。”但最近这条规矩越来越不管用了，因为越来越多的”新人”一看就不是以前跑外卖的那种人——戴眼镜的、手指白净的、说话带普通话腔调而不是方言的——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些人和自己一样，是从别的地方”掉”下来的。既然都掉到同一个坑里了，问一句”你以前在哪儿”，反而成了一种相互确认的方式。像两个落水的人在水里碰了一下手——”嗯，你也在。”

“我以前做产品经理的。”陈启明说。他现在说这句话已经很平淡了，像说”我是湖南人”一样，只是一个事实。

“互联网？”顾磊问。

“嗯。SaaS方向。”

顾磊笑了一下。他的笑不是高兴的笑，是一种”我懂”的笑。

“我做UI设计的。”他说，”在一家设计工作室。十七个人的小公司。今年八月老板说砍了一半，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我想了两个月，没想出什么办法，就来跑外卖了。”

他说的时候语气很轻，像在说别人的事。但他的右手无意识地摩挲着手机壳上那张黑猫贴纸——那张贴纸已经被他摸得边缘翘起来了。

方平把保温杯的盖子拧上，说：”我以前是做市场的。在一家消费品公司。总监。管十二个人。”

他说”总监”两个字的时候，嘴角有一个极轻微的停顿，像是这两个字在嘴巴里绊了一下。

“今年六月份公司裁了整个市场部。不是裁人，是裁部门。AI做投放、做策划、做数据分析，比我们快十倍，成本是我们的零头。老板说’不是你们不好，是时代变了’。我说我知道。”

方平说完，看了看自己手里的保温杯，那个”2023年度优秀员工”的logo。他好像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拿着这个杯子，笑了一下——是真的笑了——说：”这杯子是以前公司年会发的。我走的时候就带了这么个东西。”

陈启明看了看那个杯子。他想起自己走的时候也带了一点东西——几本书、一个马克杯、一盆养了两年没死的仙人掌。仙人掌后来放在阳台上，赵琳浇水浇多了，反而死了。

三个人坐在石凳上，各自安静了一会儿。

中午的阳光从榕树叶子的缝隙里落下来，在地上投出细碎的光斑。十二月的深圳，中午这个时间段其实是舒服的——不热，不冷，风也小了，如果你不去想别的事情，只是坐在这里晒晒太阳，会觉得子还过得去。

顾磊先打破了沉默。

“我以前画图可快了。”他说，语气有点不好意思，像是在说一件很久以前的事。”Figma，Sketch，AI辅助工具，一天能出四五个页面。我们工作室拿过两次站酷推荐。有一个App的界面设计，被甲方夸了——甲方说’这个设计师是不是从腾讯挖来的’。”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推了推眼镜。

“然后Midjourney出来了。然后是各种AI设计工具。甲方说，’你这个效果，我用AI十分钟就能出十个版本。’我说不一样，我做的有设计逻辑、有用户体验的考量。甲方说，’我们不需要逻辑，我们需要快。'”

方平听了，拍了一下大腿。

“一模一样！”他说，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我们那个AI投放系统上线以后，一个月投出去的广告量是我们团队一年的。我跟老板说效果不光看量，还要看精准度、看转化率。老板把报表甩给我看——AI的转化率比我们高百分之二十三。我说那是因为它投的量大，基数大了转化率自然……”

他说着说着自己停了。

“算了。”他说。”说这些也没用了。”

又安静了一会儿。

然后方平忽然说：”我跟你们说，我以前PPT做得可好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认真，一点都不像在开玩笑。他甚至把身子坐直了一些，好像在汇报工作似的。

“年度营销方案，八十页PPT，图表、数据、案例分析、竞品对比，每一页的动画切换都不重样。我们老板每次开董事会都用我做的PPT。有一次人说’你们这个PPT做得太专业了’，老板在会上笑得合不拢嘴，回来给我发了三千块奖金。”

他停顿了一下。

“三千块。”他说，”够我现在跑两天外卖的。”

陈启明和顾磊都笑了。

这个笑是从肚子里出来的，不大，但是真的。三个男人坐在深圳十二月的太阳底下，因为一句”我以前PPT做得可好了”而笑出了声。这笑声里有什么呢？有苦，有涩，有一点点荒诞，但更多的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如释重负。就像你一直憋着一口气，不敢说，不敢提，怕说出来就碎了。然后有人替你说了，你发现原来大家都一样，这口气就松了那么一点点。

不是因为不痛了。是因为痛的不只你一个。

方平也笑了。他笑的时候眼角堆出好几道褶子，露出一颗有点发黄的虎牙。他的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水光——但也许是阳光晃的，谁知道呢。

“现在PPT不用人做了，”方平说，”AI三分钟生成一个，比我做的还好看。格式规范，配色统一，图表自动生成。就是——没有灵魂。”

“灵魂不值钱。”顾磊说。

这话说得有点狠，但三个人都没有反驳。

—

“你们这些读书人啊。”

一个声音从后面传过来。

三个人回头。刘建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蹲在石凳后面的一棵行道树下，手里夹着一红双喜。他穿着那件万年不变的黑色T恤——入冬以后在外面加了一件军绿色的旧棉袄，棉袄的拉链坏了，用一布条在腰间系着。他的脸还是那样又黑又瘦，颧骨高，额头三道深纹，像刀刻的。

“刘师傅。”陈启明叫了一声。

刘建国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烟雾在午后的阳光里飘散开，蓝灰色的，转眼就不见了。

“你们这些读书人太爱想了，”他说。语气不是批评，也不是嘲讽，就是一种陈述——像说”今天风不大”一样平淡。”以前做什么的，现在做什么的，AI怎么样怎么样——想这些有什么用？跑就完了。”

他把烟灰弹在地上。说完这句话以后他又顿了一下，目光落到自己手机屏幕上——站点群刚发了通知，本月新增骑手六人。他盯着那个数字看了两秒，把手机揣回棉袄口袋里，低低地补了一句：”就是这条路上跑的人越来越多了。单子就那么些单子。以后不够分了怎么办——”他没有说完，自己摆了一下手，像是把这句话从空气里赶走了。

“我跟你们说啊，”他往前挪了挪屁股，蹲得更稳了一些，”我二十三岁进工厂。东莞。电子厂。一天站十二个小时，站到脚后跟裂口子，流血。我那时候想不想？我想过。我想我这辈子就在流水线上了？我想我老了以后怎么办？后来想明白了——不想了。想也想不出个结果来。”

他看了一眼方平手里的保温杯，又看了看顾磊的眼镜。

“工厂倒了，我去工地。工地没活了，我蹬三轮。三轮不让蹬了，我跑快递。快递了六年，膝盖不行了，蹲不下去了，就来管站点。你看我——”他用夹烟的手指了指自己，”五十了。了二十七年。什么都过。没有什么活是丢人的。也没有什么活是永远的。”

他把烟抽完，烟头在鞋底上碾灭了，捡起来扔进垃圾桶——这个动作很自然，他做了无数遍了。

“你们啊，就是书读多了，心眼也多了。”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想那么多嘛？人活着就是三件事——吃饭，睡觉，挣钱。你把这三件事好了，别的都不是事。”

他说完就往站点的方向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回头，说：”下午高峰三点开始，你们仨别在这儿坐太久了。”

三个人看着他的背影。瘦而直，走路有点外八字。军绿色棉袄在背后鼓着一块，大概是里面的棉花不太均匀。

顾磊等刘建国走远了，小声说：”刘师傅说话真直。”

陈启明说：”他就那样。但他说的有道理。”

方平没说话。他低头看着自己那个”2023年度优秀员工”的保温杯，想了想，把杯子拧开，把剩下的凉水泼了，重新拧上。

“走吧。”他站起来，”跑就完了。”

—

我们要在这里停一下，说几句题外话。

二〇二七年的下半年，深圳的外卖骑手群体发生了一个悄悄的、但非常显著的变化。如果你有心观察——比如说，你站在任何一个商圈的外卖取餐点看半个小时——你会注意到，骑手的面孔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的骑手，大多是四十岁上下的中年男人，皮肤黑，手粗，说话带各地方言，抽十块钱以下的烟。他们中间有很多是从工厂出来的、从工地出来的、从老家出来讨生活的。刘建国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做这行，是因为这行门槛低、来钱快、不用看学历。

但从十月份开始——尤其是十一月那场以后——骑手里忽然多了一类人。这类人有几个明显的特征：戴眼镜的比例高了，说普通话的比例高了，手指白净的比例高了。他们的年龄大多在二十五到四十之间。他们骑车的姿势不太对——屁股坐得太靠后，上半身太直，不像老骑手那样弓着腰、重心前移。他们接单的时候看手机的时间太长——老骑手扫一眼就决定接不接，他们要研究三五秒钟。

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

从互联网公司来的。从广告公司来的。从设计工作室来的。从金融机构来的。从一切被AI和经济下行双重碾压的写字楼里来的。

蜂鸟即送龙华第十七站点，刘建国管着的这个站，在十月份有骑手四十一人。到十二月底，骑手人数增加到了五十七人。多出来的这十六个人里面，有十一个是”前白领”——他们在注册信息里填的”上一份工作”分别是：产品经理、UI设计师、市场总监、前端工程师、财务分析师、人力资源专员、新媒体运营、视频剪辑师、销售主管、英语培训师，还有一个填的是”自由职业”，后来聊天才知道他以前在一家创业公司做CTO，公司烧完了最后一轮融资就散了。

刘建国看着这些新面孔，没说什么特别的话。他对每一个新来的人说的都一样：”身份证。手机打开平台。箱子绑车后座。头盔必须戴。”

但有一天晚上，他一个人在站点里理保温箱的时候，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后来被正在充电的陈启明听到了——

“这世道，连大学生都来跟我们抢饭碗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不是抱怨，倒像是感慨。五十岁的刘建国，在东莞的电子厂站过十二小时的流水线，在深圳的工地上扛过水泥，蹬过三轮，跑过快递，现在管着一个外卖站点。他这辈子遇到过很多种人，见过很多种变化。工厂倒闭了，工人出来找活。工地停工了，泥水匠出来找活。现在写字楼里的人也出来找活了。

他叹了一口气。不是为自己叹的。

—

下午的单陈启明又跑了五单。总共十六单。这是他入行以来单最高纪录。

最后一单是晚上七点半的，从一家麻辣烫店送到民治街道一个城中村的四楼。城中村的楼道很窄，灯泡坏了一个，楼梯拐角处堆着一辆半拆的自行车和两个矿泉水桶。他提着保温箱上楼的时候，左脚踩到一块松动的地砖，脚一歪，差点崴了。他扶住墙，站稳了，继续上。

送完了。骑车往回走。

十二月的深圳，晚上七点半已经完全黑了。但这座城市的灯是永远亮着的。沿着民治大道骑回去，两侧是密密麻麻的灯光——商铺的、路灯的、住宅楼窗户里的、广告牌的——各种颜色、各种亮度的光交织在一起，把整条街照得像白天一样。电动车的车灯在前面铺出一小片白光，光的尽头是无穷无尽的路。

但陈启明注意到了一些变化。

不是一夜之间的变化，是上个月那场以后，一点一点渗出来的。壹城中心B区一层那条回字形走廊里，至少关了三家店——一家茶店、一家轻食沙拉、一家料。卷帘门拉着，门缝里塞着传单。还有两家虽然开着，但灯只亮了一半，店员比顾客多。他常去取餐的那家黄焖鸡米饭的老板娘上周跟他说，”这个月单量比上个月少了四成，再这样下去，过完年就不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在擦桌子，擦得很用力，像是在擦一个擦不掉的东西。

骑手们的感受更直接——午高峰的单子明显少了，以前十一点到一点能跑七八单，现在只有五六单。平台的配送费也在悄悄降，上个月长距离单还能到十八块，这个月封顶十五。刘师傅在站点群里说了一句”勒紧裤腰带过冬”，没有人回复，也没有人反驳。大家都知道那场不是电视里的红色数字那么简单——数字落到地面上，就变成了关掉的店铺、取消的订单和越来越薄的钱包。

风吹在脸上。凉的。

他戴着头盔，黄色的，那个后脑勺粘了胶带的头盔他上个月换了一个新的。新头盔是他自己花三十五块在网上买的，比站点发的那个贴合一些，骑快了不太晃。眼镜在头盔下面，镜片被风吹得有点涩——他眨了眨眼。四百五十度的近视，到了晚上，远处的路灯都变成一团团毛茸茸的光晕，像蒲公英。

他在一个红灯路口停下来。

左边是一辆公交车，车里坐着几个下班的人，隔着车窗看过去，有人在看手机，有人闭着眼。右边是一辆黑色的SUV，车窗关着，看不到里面。前面是另一个骑手，穿着绿色的美团骑手服，保温箱比陈启明的大一号，后座还绑着一箱矿泉水——大概是顺路帮人捎的。

红灯跳了三十秒。绿灯亮了。

他拧油门，继续骑。

奇怪的是，他忽然觉得这条路很熟——不是那种”我认识这条路”的熟，而是一种更深的、身体层面的熟悉。他的手知道在哪个路口该提前减速，他的眼睛知道在哪个位置有一块突起的井盖要绕过去，他的身体知道在过那个下坡的时候该微微后仰、把重心往后移。这些东西不是用脑子记住的，是骑了两千多公里以后，身体自己记住的。

他以前在互联网公司的时候，也有这种”身体记忆”——手指在键盘上打字的时候，不用看键盘，二十六个字母的位置是手指自己知道的。Ctrl+C、Ctrl+V、Alt+Tab，这些快捷键他闭着眼睛都不会按错。那时候他的身体属于那张办公椅、那块键盘、那个亮了十个小时的显示器。

现在他的身体属于这辆电动车。属于这段从上塘路到龙胜地铁口的六公里路程。属于保温箱的拉链声、头盔里的汗味、手把上的橡胶触感。

他适应了。

这个词说出来很轻——适应了。两个字。但这两个字的重量，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掂得出来。适应意味着你的旧生活正在从你身体里一点一点地退出去，像退一样。你不会在某一天忽然发现”我适应了”——你只会在某一天忽然发现，你已经很久没有想起那间会议室了。你已经很久没有在手机上打开那个叫”管理”的文件夹了。你的手指已经不再下意识地去找键盘上Ctrl键的位置了。

旧生活不是被你抛弃的。它是自己走的。悄悄地，不打招呼，像一个不再被需要的老朋友。

陈启明骑在电动车上，穿过一个十字路口，拐上西乡大道。快到家了。

—

七点五十分，他把电动车停在小区的车棚里，上充电线。充电一次一块五毛钱，充满要四个小时。他以前不知道电动车充电要多少钱。现在他知道了。他还知道一度电五毛三，一个保温箱的拉链用三个月就会卡——要涂一点蜡或者肥皂，一管最便宜的护手霜在药店卖四块八。

这些数字以前不在他的世界里。

他的世界以前由另一套数字构成：DAU、MAU、转化率、客单价、环比增长、季度目标。那些数字很大、很抽象、很重要——至少在会议室里，每个人都说它们很重要。

现在他的数字是：十六单、两百四十八块、一块五的充电费、四块八的护手霜。这些数字很小，小到放在以前的KPI表格里连一个像素都占不了。但它们是真的。真到你可以用手摸到——一块五是一枚硬币和一张五毛纸币，四块八是你掏出一张五块钱找回来两毛钱。

上楼。十四楼。电梯里他摘了头盔，用袖子擦了一下脸。镜子里的人穿着一件已经起球的灰色抓绒外套，脸被风吹得有点红，鼻尖也是红的，头发被头盔压得扁塌塌的。他看了一眼，把目光移开了。

进门。换鞋。赵琳在厨房。

“回来了？”

“嗯。”

“今天多少单？”

“十六。”

赵琳从厨房探出头，看了他一眼。她的表情很淡，但陈启明注意到她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是笑。很小的、几乎看不出来的笑。十六单。两个月前他一天跑八单回来像被人打了一顿。现在十六单了。

“洗手吃饭。”她说。

饭桌上两菜一汤。炒莴笋、红烧豆腐、番茄蛋汤。他坐下来吃。赵琳坐在对面。念念已经吃过了，在客厅的地垫上玩积木——彩色的大号乐高，搭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塔。

“爸爸！”念念看见他，站起来跑过来。四岁多了，跑起来已经很稳了，不像两岁时候那样摇摇晃晃。她扑到他腿上，仰头看他，说：”爸爸你的鼻子红了。”

“风吹的。”他说。

念念伸出小手，在他鼻尖上摁了一下。”像小丑。”她说，然后自己笑了，露出一排小小的牙齿。

陈启明也笑了。他把念念抱起来，放在自己腿上。念念的身体是暖的，软的，带着一股洗衣液和儿童沐浴露的混合味道。他把下巴搁在她头顶上，闻到她头发上的香味——是赵琳买的那种婴儿洗发水，超市里十九块八一瓶的。

赵琳看着他们父女俩，没说话。

她用筷子给他夹了一块豆腐，放在他碗里。

—

吃完饭，念念被赵琳带去洗澡了。

陈启明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电视没开。他也没看手机。他就那么坐着，两只手搭在膝盖上。

窗外是深圳的夜景。从十四楼望出去，能看到远处的马路、近处的楼群、高架桥上移动的车灯。这座城市在夜晚看起来比白天安静一些，但只是”看起来”——如果你竖起耳朵听，远处一直有一种低沉的、持续的嗡嗡声，那是两千多万人的城市永远不会停下来的底噪。

他想起今天中午在榕树下面的那段对话。

顾磊，二十七岁，UI设计师。方平，四十一岁，市场总监。他自己，三十四岁，产品经理。三个不同年龄、不同岗位、不同人生阶段的人，被同一股力量冲到了同一条河里。现在他们穿着同样的骑手服，骑着同样的电动车，在同一片天空下面跑同样的路线。

唉，这件事说起来残酷，但又有一种奇怪的平等。

在写字楼里的时候，总监就是总监，设计师就是设计师，产品经理就是产品经理。Title不同，工资不同，开会坐的位置不同，说话的音量不同。但到了外卖骑手这个层面，所有的Title都消失了。你就是一个骑手。你的价值等于你今天跑了多少单。十六单和十五单之间的差距是十五块钱。不是一个季度的绩效排名，不是一次晋升的机会，不是一个写在PPT上的百分比。就是十五块钱。

这种平等令人悲伤。但也令人轻松。

陈启明自己都觉得奇怪——他在写字楼里的时候，从来没有和保洁阿姨、快递小哥、楼下保安聊过天。他们是”透明”的，像空气一样存在于那栋大楼里，维持着它的运转，但没有人真正看见他们。现在他自己成了那种”透明”的人，反而开始看见其他”透明”的人了。方平那个保温杯上的”优秀员工”，顾磊手机壳上那只黑猫贴纸，刘师傅那件拉链坏了用布条系着的棉袄——这些细节以前他不会注意到的。

他坐在沙发上，想着这些事情，想着想着，竟然有一种很久没有过的、淡淡的平静。

不是快乐。不是满足。就是平静。像一杯水终于不再晃了，水面安安静静的，虽然杯子里的水比以前少了很多，但至少不晃了。

赵琳带着念念从浴室出来了。念念穿着粉色的睡衣，头发还湿着，赤脚跑过客厅。

“爸爸抱我睡觉！”她说。

陈启明站起来，把她抱起来。念念搂住他的脖子，脸贴在他的肩膀上。她的脸颊刚洗过澡，热热的，软软的，贴在他脖子那块被风吹了一天的、有些粗糙的皮肤上。

他抱着她往卧室走。

走到走廊的时候，他低头看了一眼。念念的眼睛已经半闭了，嘴巴微微张着，一只手还攥着他外套的领子。她的手指那么小，那么短，指甲是粉色的，像贝壳。

他把她放在小床上，给她盖好被子。念念翻了个身，把毛绒兔子搂进怀里，嘟囔了一句什么，他没听清。然后她的呼吸就变得均匀了。

他在床边站了一会儿。

卧室里很安静。只有念念的呼吸声，和窗外远远的、隐约的城市底噪。

十二月。冬天。深圳没有真正的冬天。

但有些冷是骑在电动车上才知道的。有些暖也是——

他轻手轻脚地退出来，把门带上。赵琳站在走廊里看着他。她穿着一件旧的棉质家居服，头发松松地扎了一个马尾。走廊的灯很暗，只有一个五瓦的小夜灯，橙色的光照在她脸上，他看不太清她的表情。

“今天跑了十六单。”她说。不是问句。是陈述。

“嗯。”

“最多的一天。”

“嗯。”

赵琳轻轻叹了一口气。

“启明，”她说。

“嗯？”

她想了想，好像要说什么，又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说。最后她只是伸手在他的手背上拍了一下——很轻的，像拍掉一粒灰尘。

“早点睡。”她说。

他说好。

—

那天晚上陈启明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他现在睡得比两个月前好。不是因为心事少了，是因为身体太累了。跑了一天的人，躺下去，骨头都是松的，像一把被拆散了的零件。脑子还在转，但身体已经不配合了——你想想事情，想着想着，身体就替你做了决定：睡吧。

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好像回到了写字楼。不是序的那个，也不是南恒建工的那个。是一个不存在的写字楼——很高，很亮，玻璃幕墙从地面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天上。他走进去，大堂里空空荡荡的，没有前台，没有保安，没有人。电梯门开着，他走进去，按了一个楼层——几楼他记不住了，一个很大的数字。电梯往上升，但升得很慢很慢，慢到他觉得自己好像在原地不动。

然后电梯停了。门开了。

外面不是办公室。是一条街。一条他很熟悉的街——民治大道。阳光很亮。榕树下面坐着几个人。他走过去，发现是顾磊、方平，还有刘师傅。他们在吃东西。方平递给他一个包子。他接过来咬了一口。

很烫。

然后他就醒了。

窗外已经有光了。赵琳还在睡。手机上是六点三十二分。闹钟要到六点四十才响。

他在黑暗中躺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坐起来，穿衣服，洗脸，把那件灰色抓绒外套套上。出门的时候经过鞋柜，头盔就放在上面。他拿起头盔，顺手又拿了手套——一双灰色的骑行手套，九块九在网上买的，指尖的位置露出来了，方便作手机。

打开门。

外面是深圳十二月清晨的空气。十度。冷的。

他走进电梯。十四楼到一楼。

出了楼道，走到车棚。电动车充满了电，小绿灯亮着。他拔掉充电线，跨上车座，把头盔戴上，把手机夹在支架上。打开骑手端App。

系统显示：早安，骑手陈启明。今天气多云，10℃-17℃，注意保暖。

他拧了一下油门。车子滑出车棚，驶上小区门口的路。

风来了。

凉的。从领口灌进去，从袖口灌进去。手指开始变僵。他握紧了车把。

一天又开始了。十四单也好，十六单也好，跑就完了。

深圳没有真正的冬天——但骑在电动车上的人知道，十度的风灌进领子里的时候，冬天就是冬天。

那一年的冬天，不只是深圳冷。

远处龙胜地铁口的灯光在晨雾里模模糊糊的，像一团蒲公英。手机响了。第一单来了。

他骑进了那团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