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信。
再过一年，她开始托人带话，说家里给我留了腊肉，说我弟考上大学了，说村里修了路，说啥啥都变了，就缺我一个。
我还是没回。
第五年，腊月二十八，她打来第十八次电话。
我说我回。
因为我想通了。
有些事情，躲不了一辈子。与其让他们惦记着，不如回去，把话说清楚，把账算明白。
我攒了三万块钱，够还他们这些年“养我”的债了。
腊月三十中午，火车到了县城。
县城也变了，街道拓宽了，路边盖起一排排新楼，挂着花花绿绿的广告牌。我站在出站口，看见我爸蹲在电动三轮车边上抽烟。
他老了。
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刀刻一样，背也驼了。看见我，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碾了一脚。
“走。”
我把行李扔上车斗，自己爬上去。他拧着车把往前开，一路没说话。
路还是那条土路，坑坑洼洼的，颠得人屁股疼。两边的地荒着，枯黄的野草趴在地上，偶尔有几只鸡在路边刨食。
远远的，我看见村口站着几个人。
妈站在最前面，穿着那件过年才舍得穿的暗红色棉袄，手搭在额头上往这边望。旁边是我弟，瘦高个儿，低着头看手机。再边上站着个烫了头的姑娘，涂着红嘴唇，手里拎着个小包。
车还没停稳，妈就扑上来。
“秀儿！可算回来了！”她拉着我的手，上上下下打量，“瘦了，瘦多了！在外面吃苦了吧？”
我抽回手，从车上跳下来。
“还行。”
“这是你弟的女朋友，小丽。小丽，叫姐。”
那个姑娘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没吭声。
我点点头，往村里走。
妈跟在后面，絮絮叨叨地说：“你弟今年毕业了，在县里找了个工作，一个月三千多呢。小丽也是县里的，她爸在建筑队活，她妈给人看店……”
我听着，没搭腔。
走到家门口，我站住了。
还是那座院子，土墙矮了一截，墙头上着碎玻璃。院门是新换的，红漆铁皮门，贴着两张。
堂屋的门开着，里面黑黢黢的，飘出一股炖肉的香味。
“快进来快进来！”妈推着我往里走，“妈给你做了红烧肉，还有排骨汤，炖了一上午了！”
我迈过门槛。
屋里收拾得挺净，八仙桌上摆满了碗筷，正中间一大盆红烧肉，油汪汪的，冒着热气。地上放着个电暖器，红通通的，烤得屋里暖烘烘的。
爸把车停好，也跟进来，往主位上一坐。
“都坐吧。”
弟和小丽在我对面坐下，小丽挨着弟，手一直没松开。妈端上最后一道菜，解下围裙，挨着我坐下。
“吃，快吃！”她给我夹了一大块肉，堆在我碗里，“尝尝妈的手艺，是不是跟以前一样？”
我没动筷子，看着她。
她比电话里显得更老，头发灰了大半，脸上的肉耷拉下来，眼袋很重。但那双眼睛还是跟以前一样，看人的时候滴溜溜转，像在盘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