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洗碗的时候，刘桂芳已经走了。婆婆心情很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嗑瓜子。
我把水池里的碗一个一个洗净。
瓜子壳掉在沙发缝里，明天我来收拾。
鱼汤剩了半锅，她和刘桂芳聊天聊得忘了吃。
我把鱼汤倒掉。
锅刷了三遍，去不掉那个腥味。
有一年过年，亲戚都来了。婆婆准备了红包。
我亲眼看见的。
给大伯家的孩子，一个红包，两千。
给二姑家的孩子，一个红包，一千。
给刘洋——她在大年初二专门让马建国跑一趟——一个红包，三千。
给我女儿果果——
两百。
马建国看到了。他没说话。
我看到了。我也没说话。
果果那年四岁。她不认识钱。她只知道拆红包，看到钱就笑。
两百块，她笑得和拿了三千块一样开心。
那天晚上哄果果睡着之后，我坐在女儿的小床边上。
台灯还开着。
我看着果果的脸。圆的，肉嘟嘟的，睡觉嘴巴微张。
她不知道那个红包只有两百。
她也不知道妈妈为什么坐在床边一直没动。
我把台灯关了。
起身的时候，腰疼了一下。
贴了膏药。
之前搬婆婆的轮椅上楼梯，腰扭了。去医院，医生说腰肌劳损，让我注意休息。
我没跟任何人说。
说了也没用。
贴膏药。贴了好几年了。每到阴天就疼。膏药味道很重，我只在夜里贴。
白天撕掉。因为婆婆不喜欢那个味道。
“什么味儿？熏死了。”
我撕掉了。
腰还是疼。
不说了。
3.
钱的事，我从来没算过。
不是不想算。是不敢算。
五年里，婆婆的药费、营养品、复查费用，马建国给过一部分，但不够。
不够的部分，我补。
我的积蓄。我辞职前攒的那些钱。
每个月都在出。
骨密度针，一针三百多，两周一次。
钙片，蛋白粉，氨糖——刘桂芳送的那些保健品只够吃两周，剩下的子是我买。
一个月光营养品就要大几百。
去年婆婆膝盖又犯了，做了个微创手术。住院十二天。
马建国只请了两天假，第三天就回去上班了。
十二天的陪床，是我。
医院的折叠床，睡得腰快断了。
出院之后，请了三个月的康复护工。一个月六千。
马建国转了一万，说“够了吧”。
不够。
差的八千，我出的。
我没跟他吵。
当时我想的是，算了，一家人。
一家人。
这三个字我咽下去多少次了。
亲戚来家里，婆婆说话比谁都好听：“建国孝顺，每个月都给我钱。”
我站在旁边。
没有人提我。
我买的营养品，我出的医药费，我掏的护工钱——不存在。
都是“建国孝顺”。
我有一次忍不住，在饭桌上提了一句：“妈，上次那个钙片是我买的。”
婆婆看了我一眼。
“行，知道了。”
然后对着马建国的二姑继续说：“建国忙，钱都是他出的。敏敏在家帮忙跑跑腿。”
跑跑腿。
五年。一千八百天。
跑跑腿。
那天晚上我刷碗的时候，水龙头开着，声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