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我说。
“什么样的证据？”
“薇薇从小到大的照片、视频，我陪她看病、开家长会的记录，我给她买衣服、文具的票据，她老师和我联系的聊天记录……还有很多。”
我说着，心里突然踏实下来。
原来这些年，我不只是在照顾一个孩子。
我是在为自己，一点一点地垒一座堡垒。
用爱，也用本能。
“好。”周明理说，“这些都很重要。但法律讲的是书面证据，您需要系统地整理出来，形成一条完整的时间线。”
“怎么整理？”
“我明天发您一个清单，您照着收集。记住，不要惊动沈先生。整个过程要保密。”
“我明白。”
“还有，”他顿了顿，“林阿姨，这条路不好走。沈先生有钱有势，一旦他开始反击，可能会用各种手段。”
“我知道。”我说。
“您不怕？”
我看了看窗外。
夜色浓得像墨。
但我知道，天总会亮的。
“怕。”我实话实说，“但我更怕就这么走了，薇薇怎么办？我这十二年，又算什么？”
电话那头，周明理轻轻叹了口气。
“那好，林阿姨，我们试试。”
挂断电话后，我下床，打开衣柜最底层。
那里有个旧的行李箱，是我刚来沈家时带来的。
拉链有点生锈了，我费了点劲才拉开。
里面没有衣服。
只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超市小票，药店收据，游乐园门票，医院病历本，成绩单复印件，家长会通知单……
厚厚一摞，用橡皮筋捆着。
我坐在地上，开始一张张翻看。
第一张，是薇薇六岁时的儿科挂号单。
期是2009年3月12。
症状：高烧39.5℃。
陪护人签字：林秀芳。
那天下着大雨，沈建国在外地出差。我背着薇薇，打不到车，一路跑到医院。她趴在我背上，小脸滚烫，迷迷糊糊地说：“芳姨，我难受……”
我在急诊室守了一夜。
第二天她退烧了，搂着我的脖子说：“芳姨，你身上有妈妈的味道。”
我当时哭了。
不是难过。
是心被填满了。
我继续翻。
小学三年级的手工作业，她做了个纸房子，上面歪歪扭扭地写：“我和芳姨的家”。
初中第一次月考的试卷，数学没考好，她躲在被子里哭，我在旁边安慰，那张试卷被我收了起来，上面还有泪痕。
高中入学体检表，监护人一栏，她偷偷写了我的名字，后来被老师要求改回来，她气了好几天。
还有无数张照片。
她五岁，我给她扎辫子。
她八岁，我教她骑自行车。
她十二岁，我陪她过生。
她十五岁，我送她去参加夏令营。
她十七岁，我站在校门口，等她放学。
一张一张，一年一年。
我的青春，她的童年，就这样黏在一起，撕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