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明的尸体还坐在椅子上，焦黑、瘪，像一截烧焦的树桩。办公室里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混合着那股熟悉的土腥和铁锈味。两个保镖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地毯上的弹孔还冒着淡淡的青烟。
小雅站在我面前，手里攥着那半张粗麻纸。她的眼睛很黑，深不见底，盯着我看的时候，我感觉灵魂都要被吸进去。
“现在，轮到你了。”她又说了一遍。
我没有动。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到极点后，反而麻木了。我看着那具焦黑的尸体，又看看小雅。八岁的孩子，应该在学校里读书，和朋友们玩耍，被父母疼爱。但她站在这里，手里沾满鲜血——虽然不是真的血，但比血更可怕。
“你想让我怎么还？”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出奇。
小雅歪了歪头，像在思考。这个动作本该很可爱，但在她身上只显得诡异。
“你爸爸欠我一条命。”她说，“但你已经还了一半。”
“一半？”
她指了指地上的清单。我弯腰捡起来，翻开最后一页。
我的名字“林砚”下面，那个倒计时还在：18:43:22。但在名字旁边，出现了一个新的标记——不是红色的“×”，而是一个暗红色的勾，只有一半，像是写到一半停住了。
“你帮我找到了他们。”小雅说，“你让我完成了复仇。”
“所以……”
“所以你可以选择。”她走近一步，赤脚踩在地毯上，没有声音，“死，或者……继续还。”
办公室里的温度又开始下降。我呼出的气变成白雾，在空气中慢慢消散。
“怎么继续还？”
小雅举起手里的半张纸：“找到全部真相，公之于众。让所有人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让那些死去的人得到公正。”
她顿了顿，声音变得更冷：“但如果你做不到，或者想逃跑……我会找到你。无论你躲到哪里，我都会找到你。”
她从口袋里掏出另一样东西——一支红色的蜡笔，就是地下室那支。她用蜡笔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圈里画了一个简陋的钟表，指针指向十二点。
“三天。”她说，“三天后的午夜，如果你没有做到，我会来取你剩下的债。”
话音落下，她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像融化在空气中。几秒钟后，完全消失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具尸体，两个昏迷的人，还有地毯上那个用蜡笔画的钟。
我站了很久，直到腿开始发麻。然后我走过去，检查吴启明。
确实死了。皮肤焦黑硬化，一碰就掉渣。眼睛还睁着，但瞳孔已经扩散，里面只有空洞的黑暗。我移开视线，看向办公桌。
桌上散落着文件。我随手翻看，大多是商业合同、财务报表。但在最下面的抽屉里，我发现了一个上锁的金属盒子。
盒子不大，但很重。锁是老式的密码锁，四位数字。我试了几次：1999、1220（事故期）、他的生，都不对。
最后我输入了8888——很多生意人喜欢的吉利数字。
“咔哒”一声，锁开了。
盒子里是厚厚一沓文件。最上面是一份协议，标题是《阳光新城事故善后处理及保密协议》。签名栏有五个名字：吴启明、林国栋（我父亲）、周大康、张建国、李桂兰。期是1999年12月25——事故后五天，小雅死后的第二天。
协议内容很简单：公司一次性支付给三名死者家属“慰问金”，每人两万元。家属放弃追究任何责任，并承诺永不提及此事。如有违反，需十倍返还赔偿金，并承担法律责任。
两万元。三条人命。
我继续翻看。下面是不合格材料的采购单，签字的是李桂兰。安全检查记录，签字的是张建国。事故报告初稿，写着“初步判断为违规作导致”，但被红笔划掉，改为“自然灾害导致意外”。
还有一份名单，是所有知情人员的名单，一共十七人。每个人名字后面都标了数字——应该是封口费的金额。我父亲的名字后面是五万，周大康四万，张建国、李桂兰、王浩各三万，其他人一到两万不等。
刘文正的名字也在上面，但金额是零，后面有个备注：“拒绝接受，需特别处理”。
特别处理。结果就是女儿“意外”淹死。
我的手开始发抖。这些文件，加上刘文正的录音，足以证明当年的一切。但刘文正死了，证据烧了，只剩下录音带。仅凭录音，够吗？
我把所有文件装回盒子，抱在怀里。走到电梯口时，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
吴启明的尸体还坐在那里，像一个永恒的审判。
电梯下到一楼，门打开时，外面已经乱成一团。保安、警察、急救人员，挤满了大厅。有人在大喊，有人在哭，场面混乱。
我低着头，想从人群里挤出去。但一个警察拦住了我。
“先生，请等一下。”他出示证件，“我们是接到报警过来的，楼上发生了枪击？我们需要了解情况。”
我停下脚步，脑子里飞速转动。该怎么说？说一个八岁的怨灵了人？他们不会信的。
“我……我不知道。”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去见吴总，谈业务。突然听到枪声，我就躲起来了。后来……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警察怀疑地看着我：“你什么时候下来的？”
“刚刚。我等枪声停了才敢出来。”
“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吗？”
我摇头：“没有。我太害怕了，没敢看。”
警察还想问什么，对讲机里传来声音：“队长，顶楼发现两具……不，三具尸体。其中一具很奇怪，像是……烧焦了。”
警察脸色一变，对我说：“留下联系方式，不要离开本市，随时配合调查。”
我点点头，留下假电话和假名，然后快步走出大厦。
外面的阳光刺眼。我站在路边，抱着金属盒子，感觉像做了一场噩梦。但盒子很重，里面的文件很真实。这不是梦。
回到住处时已经是下午。我把盒子放在桌上，打开录音机，把刘文正的磁带放进去。
这次我听得很仔细。除了上次听到的内容，在电流声和空白处，我还听到了别的——很轻的、几乎察觉不到的声音。
像是有人在呼吸。
很轻，很规律。不是刘文正，也不是周大康。是一个孩子的呼吸声，若有若无，贯穿整盘磁带。
小雅一直在那里。从二十年前开始，她就附在这段录音里，听着这些人在讨论如何掩盖她父亲的死。
我把录音倒回去，又听了一遍。然后拿出纸笔，把对话内容全部记下来。特别是周大康说“这是公司的决定”和“上一个多事的，现在怎么样了”这两句。这暗示了公司高层参与，以及对举报者的威胁。
接下来三天，我要做两件事：一是整理所有证据，二是找到公布的方式。
但怎么公布？给媒体？现在的大媒体可能不敢报道吴启明这样的人物。网络？容易被删帖，或者被水军淹没。
我需要一个能引起轰动的方式。
我想了想，打开电脑，搜索“调查记者”。找到一个名字：陈默，某知名媒体的深度调查记者，以揭露黑幕闻名。他写过建筑行业腐败的报道，应该对这个题材感兴趣。
我找到他的邮箱，写了一封长信，附上了部分证据的扫描件和录音的数字化文件。没有说怨灵的事，只说了二十年前的事故，以及现在的死亡。
邮件发送出去后，我盯着屏幕，心里没底。他会信吗？会报道吗？
夜幕降临，我没有开灯。坐在黑暗里，看着窗外的城市灯火。三天后的午夜，如果我没有做到，小雅会来。像对吴启明那样，让我变成一具焦尸。
或者，更糟。
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喂？”
“林砚吗？我是陈默。”对方的声音很沉稳，“我收到你的邮件了。”
我的心跳加速：“您……您相信吗？”
“证据很充分。但我需要更多。你手里还有原始文件吗？”
“有。吴启明保险箱里的，还有刘文正留下的录音。”
“我们能见一面吗？我需要看看原件。”
我们约在第二天中午，一个偏僻的咖啡馆。
挂断电话，我感觉稍微有了点希望。但随即又想到另一个问题：就算报道出来，能改变什么？吴启明已经死了，父亲也死了，其他人都死了。报道能给小雅公正吗？能让她安息吗？
也许不能。但至少，真相不会被埋没。
我站起来，走到角落，掀开盖着纸箱的布。小雅的骸骨静静地躺在里面。我用净的白布重新包裹了每一块骨头，然后找了一个木盒子——是我以前放书的，大小刚好。
小心翼翼地把骸骨放进去，盖上盖子。我想起该给她一个正式的安葬，但现在不行。要等真相大白之后。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却睡不着。闭上眼睛，就看见那些死去的人：张建国从楼上坠落，李桂兰被账本掩埋，王浩在火焰中燃烧，孙福贵撞碎玻璃，赵卫国脖子扭曲，刘文正在火中化为灰烬，吴启明焦黑如炭。
还有父亲，在噩梦中死去。
所有人，都为二十年前的罪付出了代价。
除了我。
我还活着，但背着一笔永远还不清的血债。
凌晨三点，我听到哭声。
很轻，从房间各个角落传来。我坐起来，打开灯。
哭声停了。
但墙上，出现了新的手印。
暗红色的，小小的手印，印在墙壁上、天花板上、甚至窗户玻璃上。密密麻麻，像是很多孩子在拍打。
我走到墙边，伸手触碰一个手印。
冰冷的，湿漉漉的，像刚印上去不久。
手印开始移动。
不是真的移动，而是像动画一样，一个接一个地亮起暗红色的光，然后熄灭，下一个再亮起。它们组成一条路径，从墙壁延伸到门口，又从门口延伸到我的床边。
最后，所有手印同时亮起。
在那一瞬间，我看见了。
房间里不止我一个人。
有很多孩子，七八个，穿着破旧的衣服，站在各个角落。他们都很瘦，脸色苍白，眼神空洞。他们看着我，不说话，只是看着。
然后他们同时伸出手，指向同一个方向——书桌上的木盒子。
小雅从他们中间走出来。她走到盒子前，伸手抚摸盒盖。
“他们也是。”她说。
“什么？”
“他们的爸爸，也死在工地。”小雅的声音很轻，“不只是我爸爸。这些年，还有很多很多。被埋的，摔死的，砸死的。没有人记得他们。”
她转过身，看着我：“你爸爸不是第一个，吴启明也不是最后一个。只要还有人为了钱不顾人命，就会一直有。”
“你想让我做什么？”我问。
“让所有人看见。”小雅说，“不只是二十年前的事。是所有的事。”
她走近我，踮起脚，冰凉的指尖触碰我的额头。
一幅幅画面在我脑中闪现：
建筑工地，安全网破损，工人没有安全带，在高空行走。
深夜赶工，疲劳作业，塔吊超载，摇摇欲坠。
劣质材料，偷工减料，水泥里掺沙子，钢筋细如铁丝。
事故发生后，私下赔偿，威胁家属，毁灭证据。
一具具尸体被抬走，一张张保密协议被签字，一笔笔封口费被分发。
然后是新工地，新，同样的戏码再次上演。
画面最后，停在一个数字上：127。
“这是过去十年，光是在这座城市，建筑工地死亡的人数。”小雅说，“官方记录只有三分之一。其他的，都被压下来了。”
她收回手：“现在你知道了。你会怎么做？”
我看着那些孩子，他们还在那里，像一群无声的证人。
“我会让所有人知道。”我说，“我保证。”
小雅点点头，身影开始变淡。其他孩子也是，一个接一个消失在空气中。
最后，房间里只剩下我和满墙的手印。
天亮时，手印消失了，像从未出现过。
但我记得每一个位置，每一个细节。
我洗了把脸，开始工作。把所有证据分类、扫描、整理成文件。写了详细的说明，标注了每份证据的来源和意义。
中午，我去见陈默。
他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很普通，但眼神锐利。我们坐在咖啡馆最里面的卡座。
我把金属盒子推给他。他打开，一份份仔细看。看到保密协议时，他的表情变得严肃；看到名单和金额时，他皱起眉头。
“这些……足够写一篇重磅报道了。”他说。
“还有这个。”我拿出录音带和播放器。
他听完录音，沉默了很久。
“刘文正……我听说过他。”陈默说，“他女儿的事，当年也引起过一些讨论，但很快就被压下去了。”
“能报道吗？”
“能。”他肯定地说，“但你要有心理准备。报道出来，你会成为目标。吴启明虽然死了，但他背后还有很多人，很多利益集团。”
“我不怕。”
陈默看着我：“为什么？你完全可以躲起来，等这一切过去。”
“因为有人要我这么做。”我说，“那些死去的人，那些被遗忘的人。”
他点点头：“好。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报道会出来。”
我们握手告别。走出咖啡馆时，我感觉肩上轻了一些。
还剩两天。
两天后的午夜，小雅会来。
在那之前，我要完成我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