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打印好的协议放在餐桌正中央，用陈哲常用的水晶烟灰缸压住。然后，我从钥匙串上取下家门钥匙，轻轻放在协议旁边。
金属撞击玻璃，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回到卧室，我从床底拖出一个小号行李箱——很多年前出差用的，蒙了一层灰。
打开衣柜，我的衣服只占了一小格。大部分是宽松的T恤、家居服、几件穿了多年的毛衣。最里面挂着一条连衣裙，米白色的，裙摆有刺绣。那是结婚前买的，七年了，再没穿过。
我把它取下来，抚平褶皱，放进箱子。
然后是那本旧相册，我的身份证，毕业证书，教师资格证——尘封多年的证件，边缘已经泛黄。
最后，我从枕头下摸出一个信封。
里面有三张银行卡，一张是我的工资卡，婚后就没再用过，余额应该还剩几百。一张是陈哲给的副卡，我几乎没刷过。
还有一张，是我妈去世前偷偷塞给我的，她说：“晚晚，女人手里得有点自己的钱。”
我查过，那张卡里有二十五万八千块。是我工作前三年攒下的，也是我全部的自己。
我把信封小心地放进箱子夹层。
拉上拉链时，轮子顺畅地滑过地板。这个声音，和昨天拖陈婷行李箱的声音，一模一样。
手机响了。是沈薇。
“怎么样？他们走了吗？”
“走了。”
“你还好吗？”
我看着窗外明晃晃的太阳，第一次觉得冬天的阳光也可以这么明亮。
“我很好。”我说，“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接下来去哪儿？来深圳找我吧，我这儿有地方住。”
“不。”我顿了顿，“我想先去上海。”
“上海？”
“嗯。二十五岁那年我去上海出差，站在外滩看对岸的灯火，那时候我想，以后一定要在这座城市生活。”我笑了，“后来遇见陈哲，他说老家发展机会更好，我就跟他回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晚晚，”沈薇的声音很轻，“欢迎回来。”
挂掉电话，我拖着行李箱走到玄关。穿上唯一一双像样的短靴，套上大衣——也是很多年前的款式了，但很暖和。
回头，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
餐桌上，离婚协议书在晨光中白得刺眼。钥匙在旁边闪着冷光。沙发还是歪的，茶几上的垃圾还在，那盆蒜苗在窗台上绿油油的。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只是我不会再回来了。
关上门时，我没有锁。钥匙已经留下了。
楼道里很安静。我拖着箱子下楼，轮子磕碰台阶的声音在空荡的楼梯间回响。一声，一声，像是倒计时，又像是新生的鼓点。
走到小区门口时，门卫大叔探出头：“小林，这么早出门啊？他们不是去泰国了吗？”
“嗯。”我笑笑，“我也出趟门。”
“去哪儿啊？过年还回来不？”
我想了想，说：“去个远地方。不回来了。”
大叔愣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我已经拖着箱子走到了路边。
出租车停下，司机帮我把箱子放进后备箱。
“去哪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