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的上海，春寒料峭，黄浦江面上的外国军舰依旧林立，甲板上的炮口隐隐对准租界外的城区，仿佛在无声地威慑着这片刚从军阀混战中挣脱出来的土地。北伐军进驻上海已有半月，街头巷尾还张贴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标语，工人纠察队戴着红袖章，扛着在街道上巡逻，商铺开门营业，百姓往来穿梭，一派久违的安宁景象。
但在这份安宁之下，暗流正汹涌。法租界福煦路181号的公馆里，蒋介石身着藏青色中山装，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红木桌面，目光阴鸷地盯着墙上的《全国军事部署图》。图上，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华中地区被标注为蓝色，南京至上海的东南腹地则是红色，而两条颜色的交界处，正弥漫着无形的硝烟。
“总司令，杜月笙先生到了。”侍卫轻声禀报，打断了蒋介石的沉思。
门被推开，身着黑色绸缎马褂的杜月笙带着两名精悍的保镖走了进来，脸上堆着精明的笑容：“蒋总司令，深夜相召，不知有何要事？”他身后的保镖手里提着一个沉重的木箱，放在地上时发出沉闷的声响。
蒋介石抬了抬手，示意侍卫退下，语气低沉：“月笙先生，上海的局面，你也看到了。工人纠察队渐壮大，共产党的势力渗透得太快，再这样下去，东南半壁江山恐生变数。”
杜月笙打开木箱，里面整齐码放着五十金条，金光刺眼：“江浙财阀的意思，总司令心里清楚。他们愿意拿出三百万银元，再加上这些，只求总司令能‘稳定’上海的局势。”他凑近一步，声音压低，“青红帮弟子三万余人，随时听候总司令调遣，只要您一句话，那些‘赤化分子’的纠察队，一夜之间就能解散。”
蒋介石的眼神亮了亮，伸手抚过金条，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他沉默片刻，突然问道：“白崇禧那边，可有消息？”
“白副总司令已经率第二十六军进驻闸北，周凤岐师长的部队也已封锁了工人纠察队的主要驻地。”杜月笙笑着回应，“英美法三国领事也发了照会，只要总司令动手清除共产党，租界愿意为北伐军提供后勤补给，还能促成与本的外交接触。”
就在这时，侍卫再次进来，递上一封密电。蒋介石看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武汉方面果然急了。汪精卫来电，让我立刻停止‘清党’筹备，还说要遵守孙先生的三大政策。”他将密电扔在桌上，“他汪精卫在武汉靠着共产党和苏联顾问撑腰，倒忘了是谁打下的东南半壁！”
话音刚落，门外又传来脚步声，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培德、粤系将领李济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等人陆续走进公馆。吴稚晖一进门就拍着桌子大喊：“介石兄，不能再等了！武汉的共产党已经开始拉拢唐生智，再放任下去，咱们辛苦打下的江山，就要变成苏俄的殖民地了！”
李济深身着军装，腰间佩着军刀，语气坚定：“总司令，粤军将士大多反对共产党的激进做法。只要您下定决心‘清党’，我率第四军回师广州，配合上海的行动，把华南的共产党势力一网打尽！”
蒋介石看着眼前这些拥护者，心中的天平彻底倾斜。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一拳砸在上海的位置上：“好！就这么办！4月12凌晨动手，杜月笙先生的人冒充工人，袭击纠察队驻地，白崇禧的第二十六军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解除纠察队武装。李济深兄，你立刻返回广州，4月15同步行动。吴稚晖先生，你负责在中央党部制造舆论，给共产党扣上‘叛乱’的罪名！”
众人齐声应诺，公馆内的气氛变得凝重而狂热。没人注意到，窗外的月色早已被乌云遮蔽，上海即将迎来一场血腥的风暴。
与此同时，上海总工会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共产党员汪寿华正在主持会议，他穿着灰色工装，脸上带着疲惫却坚毅的神情：“同志们，据可靠情报，蒋介石最近与江浙财阀、青红帮来往密切，可能会对我们不利。我们必须加强戒备，工人纠察队要全员武装，重点守卫总工会和各工厂的驻地。”
“汪委员长，会不会是谣言？”一名年轻的纠察队员问道，“北伐军不是一直宣称联共吗？之前还帮我们打孙传芳呢。”
汪寿华摇摇头，眼神凝重：“革命道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蒋介石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支持工农运动。我们已经向武汉国民政府发了电报，请求派兵支援，同时要发动群众，一旦有事，立刻举行总，反击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他顿了顿，加重语气，“大家记住，我们手里的枪，是用来保卫革命果实的，绝不能轻易放下！”
会议结束后，汪寿华独自留在办公室，起草给武汉的紧急报告。窗外传来几声枪响，他皱了皱眉，走到窗边查看，只见远处的街道上，几队穿着便衣的人正在游荡，形迹可疑。他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拿起电话想要通知各纠察队加强警戒，却发现线路已经被切断。
“不好！”汪寿华暗叫一声，正要起身召集人员，房门突然被撞开，几名身着黑色短打的汉子冲了进来，手里握着斧头和短枪。为首的正是杜月笙的亲信顾嘉棠。
“汪委员长，杜先生有请。”顾嘉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语气冰冷。
汪寿华知道自己落入了圈套，他握紧腰间的，厉声喝道：“你们想什么？我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你们敢动我一汗毛，全市工人都不会放过你们！”
“工人？过了今晚，就没有什么总工会了。”顾嘉棠一挥手，几名汉子立刻扑了上来。汪寿华奋起反抗，开枪打死一名歹徒，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死死按在地上。他挣扎着大喊：“蒋介石背叛革命，必遭天谴！”
凄厉的喊声被淹没在夜幕中，汪寿华被强行拖出办公室，塞进一辆黑色轿车，消失在上海的夜色里。这一夜，注定无眠。
1927年4月12凌晨三点，上海的街头一片寂静，只有路灯在寒风中微微摇曳。三万多名青红帮流氓和被收买的地痞无赖，身着蓝色工装，臂戴红袖章，冒充工人纠察队，分成数十队，朝着上海总工会、闸北工人纠察队总部、沪西工人纠察队驻地等二十多个目标发起了突然袭击。
“打！把这些赤化分子都赶出去！”流氓们挥舞着斧头、棍棒，疯狂地砸向纠察队的驻地大门，枪声、喊声、玻璃破碎声划破了深夜的宁静。
闸北工人纠察队总部内，队员们正在熟睡，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惊醒。队长王生抄起，大喊：“兄弟们，有敌人袭击！拿起武器反击！”队员们纷纷起身，抓起放在身边的，依托门窗进行抵抗。
流氓们虽然人多势众，但大多没有正规武器，很快就被打得节节败退。就在这时，街道尽头传来整齐的脚步声，白崇禧的第二十六军士兵端着，列队而来。王生以为是援军到了，连忙让人打开大门：“快！我们需要支援！”
可士兵们冲进院子后，却突然调转枪口，对准了纠察队员：“放下武器！总司令有令，收缴所有非法武装！”
“你们搞错了！是他们先袭击我们的！”王生又惊又怒，指着门外逃窜的流氓大喊。
“少废话！再不放下武器，格勿论！”带队的营长厉声呵斥，随即下令开枪。
呼啸着飞过，纠察队员们猝不及防，纷纷倒地。王生目眦欲裂，举枪还击，却被数颗击中膛，倒在血泊中。他临死前，目光死死盯着墙上“工农联合起来”的标语，嘴里喃喃道：“为什么……”
这场“调解内讧”的闹剧，在黎明时分结束。上海总工会被查封，工人纠察队的两千多支、三十多挺机枪被全部收缴，三百多名纠察队员倒在血泊中，伤者不计其数。天亮后，百姓们走上街头，看到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和被砸毁的工会驻地，原本安宁的上海，瞬间被白色恐怖笼罩。
4月13上午，十万多名工人和革命群众聚集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抗议大会。主席台上，一名幸存的纠察队员含泪讲述了昨晚的屠经过，台下的群众群情激愤，高喊着“打倒蒋介石！”“还我工友！”的口号。
“我们去南京路上请愿，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制裁蒋介石！”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人群立刻朝着南京路的方向涌去，形成了一条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
队伍走到宝山路时，突然遭到埋伏在两侧楼房和街道拐角处的第二十六军士兵的袭击。机枪扫射的声音响起，密集的朝着手无寸铁的群众飞去，惨叫声此起彼伏。游行队伍瞬间溃散，人们四处奔逃，拥挤频发，路面很快被鲜血染红，尸体层层叠叠地堆积在街道上。
一名年轻的女学生抱着受伤的同伴，跪在地上哭喊：“你们为什么要开枪？我们只是来请愿的！”
士兵们没有回应，依旧不停地扫射。直到午后，枪声才停止，宝山路变成了一条血路，一百多名群众当场死亡，伤者不计其数。而这，仅仅是这场“清党”运动的开始。
上海的血腥屠很快蔓延到全国。4月15，李济深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在广州发动政变，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委员会的武装，封闭了所有革命组织，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广州城内，枪声不断，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凡是被怀疑为共产党员的人，都难逃被捕被的命运。
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地也相继展开“清党”，短短三天时间，全国就有三百多人被，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北京的张作霖也趁火打劫，于4月28将李大钊等二十名共产党员押往刑场，用绞刑残忍地害了他们。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东南各省，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上海的惨案传到武汉，武汉国民政府一片哗然。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坐在主席台上，脸色铁青，手里紧紧攥着上海发来的急电，指节发白。
“蒋介石这个叛徒！他公然背叛革命，屠同志和群众，我们绝不能容忍！”宋庆龄愤怒地站起身，声音因激动而颤抖，“孙先生的三大政策，被他弃之如敝履；国民革命的宗旨，被他彻底抛弃！我们必须通电全国，讨伐蒋介石这个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
邓演达也附和道：“汪主席，蒋介石已经成为国民革命的敌人，我们应该立刻下令罢免他的一切职务，调动军队讨伐上海，严惩凶手！”
会议现场争论不休，支持讨伐蒋介石的左派和主张“和平解决”的右派互不相让。汪精卫看着台下争吵的众人，心中五味杂陈。他既不满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又忌惮其手中的兵权，更担心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势力过大，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诸位，稍安勿躁。”汪精卫抬手示意众人安静，“蒋介石的行为确实违背了党纪国法，但如今北伐战争尚未结束，奉军还盘踞在北方，若此时内部开战，只会让北洋军阀渔翁得利。”他顿了顿，语气缓和了些，“我建议，先通电谴责蒋介石的暴行，要求他停止‘清党’，前来武汉解释清楚。同时，加强与冯玉祥、唐生智的联系，整合军事力量，再做后续打算。”
汪精卫的提议得到了部分人的支持，但宋庆龄、邓演达等人坚决反对。最终，会议通过了“谴责蒋介石，暂停其职权”的决议，却没有下达讨伐令。而这一妥协，也为后续的宁汉分裂埋下了伏笔。
此时的南京，蒋介石正忙着另立中央。4月18，在江浙财阀和粤系军阀的支持下，蒋介石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形成了“宁汉对立”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天，就发布了《清党令》，宣布“通缉共产党首要分子”，彻底与共产党决裂。
但蒋介石心里清楚，想要坐稳南京国民政府的宝座，必须先整合内部的粤系军阀势力。北伐军的主力多为粤军改编而来，李济深、陈铭枢、张发奎等粤系将领手握重兵，若不能将他们拉拢过来，自己的统治将岌岌可危。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在总司令部召开粤系将领会议。李济深、陈铭枢、黄绍竑等人悉数到场，会议室里的气氛有些微妙。李济深坐在靠窗的位置，神色平静，心里却在盘算着蒋介石的用意。他知道蒋介石向来猜忌心重，如今虽倚重粤系，但后难免会卸磨驴。
蒋介石率先开口，语气带着拉拢的意味：“诸位都是北伐战争的功臣，粤军更是国民革命军的中坚力量。如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我希望大家能同心同德，共图大业。”他看向李济深，“济深兄，广州是粤军的发源地，也是革命的摇篮，今后华南的防务，就交给你了。我已下令，任命你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广州政治分会主席，节制两广军队。”
李济深心中一动，他没想到蒋介石会如此大方，不仅没有削弱他的兵权，反而给了他更大的权力。他起身拱手：“多谢总司令信任，济深定当竭力辅佐，守住华南门户。”
蒋介石又看向陈铭枢：“铭枢兄，你的第十一军战斗力强悍，我任命你为武汉卫戍司令，率部进驻武汉周边，既可以防备武汉政府的异动，也能牵制唐生智的部队。”
陈铭枢连忙领命：“遵令！”
随后，蒋介石又对其他粤系将领一一进行了封赏，要么升职，要么扩充兵力。黄绍竑的第七军得到了充足的粮弹补给，还被允许收编桂系的散兵游勇；张发奎的第四军则被调往江西，负责防御奉军的进攻，同时获得了对江西政务的部分控制权。
一番拉拢利诱下来，粤系将领们大多倒向了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看着眼前团结一致的将领们，心中暗自得意。他知道，整合粤系只是第一步，想要稳固自己的统治，还必须与各地的军阀势力妥协。
当时，全国仍有不少军阀割据一方。阎锡山占据山西，冯玉祥控制西北，唐生智盘踞湖南，还有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军阀，各自手握重兵，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阳奉阴违。
蒋介石采取了“分化拉拢，妥协让步”的策略。他派张群前往山西，与阎锡山密谈，承诺只要阎锡山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就承认他对山西、绥远等地的统治权，还将提供一百万银元的军费支持。阎锡山本就对张作霖的奉军心存不满，又看到蒋介石的势力益壮大，欣然同意，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共同北伐”。
对于冯玉祥，蒋介石则采取了“封官许愿”的方式。他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允许他收编西北的北洋军残部，还承诺北伐胜利后，将河南、陕西等地划归冯玉祥管辖。冯玉祥本就倾向革命，又得到了实际利益，当即通电全国，支持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达成了。
而对于唐生智这样态度摇摆的军阀，蒋介石则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他一方面派军队进驻武汉周边，形成军事威慑；另一方面又派谭延闿前往武汉谈判，承诺只要唐生智不与武汉政府的左派，就承认他对湖南、湖北的控制权，并提供粮弹补给。唐生智见蒋介石势力强大，又有阎锡山、冯玉祥的支持，最终选择了妥协，与武汉政府保持距离，不再参与反蒋活动。
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军阀，蒋介石则采取了“默认割据”的态度，只要他们名义上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不参与内战，就允许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实行自治。这些军阀本就只求自保，见蒋介石没有消灭他们的意图，纷纷通电表示“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局面。
但这种统一，不过是建立在利益妥协之上的脆弱联盟。武汉国民政府并不甘心屈服于南京，汪精卫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支持下，依旧坚持“联共”政策，与南京国民政府针锋相对。宁汉双方互相指责，谩骂攻击，甚至在边境地区发生了小规模的军事冲突。
5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派唐生智、张发奎等部进军河南，试图通过北伐的胜利来提升自己的威望，与南京国民政府抗衡。北伐军在河南战场上与奉军展开激战，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内部的矛盾却益凸显。
唐生智的部队中，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较多，他们坚决反对与南京国民政府妥协，而唐生智本人却只想扩大自己的势力，对共产党的态度渐冷淡。张发奎的第四军则内部派系林立，部分将领支持武汉政府，部分将领则倾向于南京，军队的凝聚力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在积极准备北伐。蒋介石整合了粤系、桂系和江浙地区的军队，组成了北伐军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总兵力达到十五万，计划进攻山东，与武汉北伐军在河南会师，共同消灭奉军。
6月，武汉北伐军在河南击败奉军主力，占领郑州、开封等地。但此时，汪精卫却突然改变态度，开始与蒋介石秘密接触。原来，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强硬态度引起了武汉政府内部右派的不满，而唐生智等军阀也担心共产党的势力过大，威胁到自己的利益。
汪精卫派谭延闿前往南京，与蒋介石谈判宁汉合流的事宜。双方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围绕着“清党”、“统一领导权”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蒋介石坚持要求武汉政府彻底“清党”，驱逐苏联顾问，而汪精卫则希望保留部分左派势力，与蒋介石共同执掌政权。
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冯玉祥从中调停。他致电宁汉双方，建议“双方均应放弃成见，一致，实现宁汉合流，共同完成北伐大业”。冯玉祥的提议得到了双方的认可，毕竟，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都清楚地知道，继续分裂下去，只会让奉军坐收渔利，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也在不断壮大，已经成为双方共同的威胁。
7月15，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封闭了所有共产党的组织，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武汉的“分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的彻底破裂，也为宁汉合流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但宁汉合流的进程并没有一帆风顺。蒋介石的独裁野心引起了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不满，他们联合部分粤系将领，要求蒋介石下野，以平息党内的反对声音。与此同时，武汉政府的汪精卫也坚持要求与蒋介石“平起平坐”，共同执掌政权。
面对内外压力，蒋介石于8月13宣布下野。他在辞职通电中写道：“为促成宁汉合流，实现全国统一，中正自愿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的下野，暂时缓和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为宁汉合流创造了条件。
9月，宁汉双方在南京召开联席会议，正式宣布宁汉合流，成立新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党务和政务。会议选举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等人为特别委员会委员，同时任命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负责全国的军事指挥。
但这种合流并没有真正解决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汪精卫虽然进入了特别委员会，但实权却被桂系和粤系军阀掌握；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依旧遥控着部分军队和党务，时刻准备复出。各地的军阀势力也只是名义上服从中央，实际上依旧保持着割据状态，为后的新军阀混战埋下了隐患。
1927年的秋天，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中国的局势却更加复杂。国共彻底破裂，革命陷入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各地军阀割据依旧，战乱的阴影并未真正散去。
上海的街头，“清党”的血迹早已被雨水冲刷净，但白色恐怖依旧笼罩着这座城市。武汉的街头，曾经的“联共”标语被撕下，取而代之的是“剿匪”的口号。而在偏远的乡村和山区，共产党并没有被血腥的屠所吓倒，他们正秘密集结力量，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揭开中国革命新的篇章。
蒋介石下野后，回到浙江奉化老家“休养”，但他并没有闲着。他密切关注着全国的局势，联络各方势力，等待着复出的时机。他心里清楚，宁汉合流只是暂时的妥协，想要真正掌控全国，必须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打压各地的军阀势力，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
而此时的叶挺、贺龙等共产党员，已经在南昌秘密集结，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血腥屠。一场新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1927年的中国，就像一艘在惊涛骇浪中飘摇的航船，前路迷茫，不知驶向何方。宁汉合流的妥协，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统一，反而让中国陷入了更深的分裂与战乱之中。
蒋介石8月13宣布下野的消息传到浙江奉化溪口镇时，镇上的百姓还以为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真要就此归隐。可没人知道，溪口镇蒋介石的老宅里，夜夜灯火通明，来自南京、上海、广州的密使络绎不绝，木箱装着的银元、密码电报、图，不断送进内宅，所谓“休养”，不过是他蛰伏待机的幌子。
“总司令，李宗仁、白崇禧在南京忙着拉拢粤系，汪精卫又在暗中联系唐生智，想夺回实权，咱们不能再等了！”心腹陈果夫坐在八仙桌旁，手里捏着一份密报，语气急切。桌上的青瓷碗里，奉化特产的芋艿汤早已凉透，没人有心思动筷子。
蒋介石靠在太师椅上，手里把玩着一枚玉扳指，眼神平静得看不出波澜：“急什么？李宗仁、白崇禧不过是借我下野争权，汪精卫更是外强中，没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他本掌控不了唐生智。咱们现在要做的，不是争一时长短，是把该抓的东西抓牢。”
他抬手示意陈果夫靠近，低声吩咐：“第一，你去上海，跟江浙财阀再谈一笔，就说等我复出，给他们减免三成厘税，让他们再凑两百万银元，作为后续扩军的军费；第二，让戴笠把他的人撒出去，盯着南京、武汉的一举一动，尤其是李宗仁的桂军和唐生智的湘军，他们的兵力调动、粮弹补给，每天都要给我报上来；第三，给李济深发密电，让他看好广州，别让汪精卫的人渗透进去，等我复出，许他两广军政全权，比现在的权力还大。”
陈果夫一一记在心里，刚要起身，蒋介石又补充道：“还有，跟美国领事联络一下，就说我复出后，会保障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争取他们的支持，有了洋人撑腰，李宗仁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
陈果夫领命离开后，蒋介石走到窗边，看着窗外潺潺流淌的剡溪，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他太清楚国民党内部的乱象了——李宗仁、白崇禧虽掌控南京实权，却互相猜忌，桂军内部派系林立；汪精卫空有“国民政府主席”的名头，唐生智本不听他的指挥，还在暗中扩充湘军，想独占华中；粤系的李济深、陈铭枢，更是只认利益，只要给够好处，随时会倒向自己。这场下野，看似是妥协，实则是让这些人先“内斗”，等他们斗得两败俱伤，自己再复出收拾残局，到时候，没人能再撼动他的地位。
而此时的武汉，汪精卫正为“掌控实权”焦头烂额。宁汉合流后，他本以为能与桂系平分秋色，可李宗仁、白崇禧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他提出的调兵方案被桂系将领集体否决；粮弹补给的分配，桂军优先拿到八成，湘军只能分到两成，唐生智多次找他抗议，甚至放话“再这样下去，湘军就不再服从中央”。
“这些桂系军阀，简直是欺人太甚！”汪精卫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把手里的公文摔在桌上，“还有蒋介石，表面下野，暗地里却联络江浙财阀、粤系将领，他这是想坐收渔翁之利！”
身边的亲信陈公博连忙劝道：“汪主席，现在不是跟桂系翻脸的时候。唐生智的湘军已经在湖北、湖南扩编到五万，咱们不如拉拢唐生智，再联系江西的张发奎，形成‘湘赣联军’，只要有了兵权，桂系和蒋介石就不敢轻视咱们。”
汪精卫眼前一亮，立刻点头：“好！你立刻去武汉，见唐生智，许他‘华中军政分会主席’的职位，湖北、湖南的税收全归他；再派人与张发奎联络，让他率第四军从江西进驻武汉，配合唐生智，咱们形成‘湘赣鄂联防’，看李宗仁还敢不敢嚣张！”
可汪精卫没想到，他的计划刚实施，就出了岔子。唐生智虽然答应与他，却提出“湘军的粮弹补给要由武汉政府全权负责，还要允许湘军收编湖北的地方武装”，这些条件远超汪精卫的预期，双方陷入僵持；而张发奎的第四军，内部矛盾重重——部分将领倾向蒋介石，不愿与汪精卫，还有不少共产党员潜伏在军中，张发奎既要防备蒋介石，又要打压共产党，本无力抽身前往武汉。汪精卫的“夺权计划”，刚起步就陷入了停滞。
与此同时，江西南昌的一座秘密公馆里，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正在紧张进行。叶挺、贺龙、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桌上铺着一张简陋的南昌市区地图，红笔标注着敌军的驻地——国民党军在南昌的兵力，有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下辖三个军，总兵力约三万人，分别驻守在南昌城内的藩台衙门、贡院、百花洲等地，而起义军只有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朱德的第九军军官教育团，总兵力约二万人，兵力处于劣势。
“同志们，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大肆屠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现在，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周恩来坐在主位，语气坚定，眼神里满是怒火，“中央决定，8月1凌晨，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咱们要夺回属于革命的武装，建立自己的军队，继续推进革命事业！”
“好！早就该打了！”贺龙猛地一拍桌子，他刚从武汉赶来，亲眼看到汪精卫“分共”时的血腥场面，心里满是愤慨，“我贺龙的第二十军，全听中央指挥，就算拼到最后一兵一卒，也要打赢这一仗！”
叶挺也起身，指着地图上的敌军驻地，开始部署战术：“据敌军的部署，咱们分三路行动：第一路，由贺龙率第二十军，进攻藩台衙门和江西大旅社，歼灭驻守的敌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活捉朱培德；第二路，由我率第二十四师，进攻贡院和百花洲，消灭敌军第三军第八师；第三路，由朱德率军官教育团，进攻敌军第九军第七十九团，同时负责封锁南昌的城门，防止敌军逃跑；起义时间，定在8月1凌晨两点，以三声枪响为信号！”
“还有，要做好保密工作！”周恩来补充道，“现在南昌城内到处都是敌军的密探，咱们的行动绝不能泄露。所有参与起义的部队，今晚都要以‘换防’‘演习’为名，悄悄进入指定位置，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众人齐声应诺，随后各自离开，前往部队部署。朱德特意留下来，对周恩来、叶挺说：“我在南昌城内认识不少敌军将领，今晚我摆一桌酒，邀请他们吃饭、打牌，把他们缠住，让他们无法察觉咱们的行动，为起义争取时间。”周恩来、叶挺都觉得这个主意好，立刻同意了朱德的计划。
当晚，朱德在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了敌军第八师师长王均、第七十九团团长萧文等几名核心将领。酒桌上，朱德频频举杯，热情地劝酒，还让人拿出麻将，邀请将领们打牌。王均、萧文等人以为朱德是“识时务”，想投靠国民党反动派，本没起疑心，一边喝酒，一边打牌，玩得不亦乐乎，直到深夜，都没有离开的意思。
而此时，起义军已经悄悄进入了指定位置。贺龙的第二十军士兵，穿着敌军的军装，假装成“换防部队”，顺利抵达藩台衙门外；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士兵，背着，潜伏在贡院附近的小巷里；朱德的军官教育团，也已占领了南昌的各个城门，只等起义信号响起。
8月1凌晨两点，三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南昌的夜空，起义正式开始！
贺龙率先率第二十军发起进攻，士兵们对着藩台衙门的大门疯狂射击，还架起迫击炮，对着衙门内的敌军工事轰击。藩台衙门内的敌军，大多还在睡梦中，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惊醒，纷纷慌乱地拿起武器反抗，却因毫无准备，很快就被起义军压制。贺龙亲自带着士兵，冲进衙门内，与敌军展开肉搏，他手里握着一把大刀，砍倒了几名反抗的敌军士兵，大喊着“同志们，冲啊！活捉朱培德！”
朱培德在衙门内的卧室里，听到外面的枪声，知道大事不妙，连忙穿上便衣，在几名亲信的掩护下，从衙门的后门逃跑，朝着九江的方向逃窜。凌晨三点，贺龙率第二十军彻底占领藩台衙门，歼灭敌军一千余人，缴获机枪十挺、一千余支。
与此同时，叶挺的第二十四师也对贡院和百花洲发起了进攻。贡院的敌军第八师，虽然装备精良，却因师长王均还在江西大旅社打牌，群龙无首，士兵们各自为战，很快就溃不成军。叶挺率士兵们冲进贡院，对着顽抗的敌军士兵大喊：“放下武器！咱们都是穷苦人，别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不少敌军士兵听到喊声，主动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百花洲的敌军，也在起义军的猛烈进攻下，渐渐支撑不住。叶挺派一支精锐，绕到百花洲的后方，偷袭敌军的粮库，粮库被占领后，敌军士兵们彻底没了斗志，纷纷扔下武器逃跑。凌晨四点，叶挺率第二十四师占领贡院和百花洲，歼灭敌军一千五百余人，缴获机枪十五挺、一千五百余支。
朱德在江西大旅社，听到起义的枪声后，立刻下令手下的士兵，控制住酒桌上的敌军将领。王均、萧文等人这才明白，自己中了朱德的计，想要反抗，却被早已埋伏好的士兵们死死按住，当场被俘。随后，朱德率军官教育团，前往敌军第七十九团的驻地，第七十九团的士兵们，得知师长被俘、起义军已经占领南昌大部分地区，纷纷放下武器投降，朱德顺利占领该团驻地，歼灭敌军五百余人，缴获机枪五挺、五百余支。
8月1清晨，南昌城内的枪声渐渐停止，起义军彻底占领南昌，共歼灭敌军三千余人，缴获机枪三十挺、三千余支、五十万发，起义取得了初步胜利。当天上午，起义军在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举宋庆龄、邓演达、周恩来、叶挺、贺龙等人为委员，同时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朱德任第九军军长，刘伯承任参谋长。
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南京，李宗仁、白崇禧彻底慌了——他们没想到，共产党在经历了四一二、七一五两次血腥屠后，还能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更没想到起义军能如此迅速地占领南昌。李宗仁立刻召开紧急会议，下令“派张发奎率第四军从江西九江出发，进攻南昌；派朱培德的残兵从九江迂回，切断起义军的退路；派陈铭枢的第十一军从湖北出发，向江西推进，配合张发奎的部队，务必在一周内消灭起义军！”
而此时的奉化，蒋介石收到南昌起义的消息后，眼神里反而闪过一丝兴奋。他对陈果夫说：“好！共产党发动起义，正好给了我复出的理由！你立刻给南京的李宗仁、白崇禧发密电，说我愿意复出，协助他们‘围剿’起义军，统一全国军事指挥；再给各地的粤系、桂系将领发密电，说只有我复出，才能整合全国兵力，彻底消灭共产党和各地军阀，实现真正的统一！”
陈果夫立刻按蒋介石的吩咐去做，很快，南京、广州、上海等地的将领，纷纷通电全国，请求“蒋介石总司令复出，主持全国军事”。李宗仁、白崇禧虽然不愿蒋介石复出，却也深知，仅凭他们的力量，本无法消灭起义军，还可能被唐生智、汪精卫趁机打压，只能无奈地同意了将领们的请求，派人前往奉化，邀请蒋介石复出。
8月25，蒋介石从奉化出发，前往南京，沿途的百姓被组织起来，举着“欢迎蒋总司令复出”的旗子，夹道欢迎，场面十分热闹。蒋介石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的景象，心里满是得意——他知道，自己的蛰伏没有白费，这次复出，他将彻底掌控国民党的实权，再也没人能撼动他的地位。
而此时的南昌，起义军正面临着敌军的重兵围剿。张发奎的第四军、朱培德的残兵、陈铭枢的第十一军，总兵力达到五万，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向南昌推进，起义军陷入了“三面夹击”的境地。周恩来、叶挺、贺龙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南昌，南下广东，占领广州后，再发动沿海各省的革命群众，重新北伐，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8月3，起义军开始从南昌撤退，朝着广东的方向推进。沿途的百姓们，得知起义军是“为百姓打仗、反抗国民党屠”的军队，纷纷主动给起义军送粮、送水，还有不少青年报名参军，起义军的兵力，很快从两万扩编到两万五千。但敌军的追击十分猛烈，张发奎的第四军紧紧跟在起义军身后，时不时发起进攻，起义军只能一边撤退，一边抵抗，伤亡不断增加。
9月，起义军抵达江西瑞金，在这里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周恩来、叶挺等人对起义军进行了整编，淘汰了老弱残兵，加强了军事训练，还在瑞金建立了革命政权，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百姓，赢得了瑞金百姓的大力支持。
可休整刚结束，敌军就再次追来——陈铭枢的第十一军已经抵达瑞金城外，与张发奎的第四军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叶挺、贺龙率起义军，在瑞金城外的壬田镇，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贺龙率第二十军，在壬田镇的山坡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用机枪和迫击炮，死死挡住敌军的进攻；叶挺率第二十四师，绕到敌军的侧翼，发起突袭，敌军的阵型很快被打乱，纷纷向后撤退。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起义军歼灭敌军两千余人，缴获机枪十挺、一千余支，顺利击退了敌军的进攻。但起义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超过五千人，贺龙的第二十军，兵力从一万减至六千，叶挺的第二十四师，也从八千减至五千。
10月，起义军抵达广东汕地区，在这里遭遇了敌军的重兵围剿——国民党军调集了八万兵力，由陈济棠、薛岳率领，对汕地区形成了合围。起义军在汕地区与敌军展开了最后的激战，贺龙、叶挺亲自率军冲锋，士兵们虽然顽强抵抗，却因兵力悬殊、粮弹不足，渐渐支撑不住。
10月3，汕地区失守，起义军被敌军打散，一部分士兵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转移到湖南南部，开展游击战争；一部分士兵在叶挺、贺龙的率领下，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与当地的农民武装汇合，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周恩来因重病，在亲信的掩护下，转移到香港，治疗伤病。
南昌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它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就像黑暗中的一颗星火，为陷入低的中国革命，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而此时的南京，蒋介石已经正式复出，重新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掌控了国民党的军政实权。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全国范围内‘围剿’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同时开始打压桂系、粤系等军阀势力——他先是削减了李宗仁桂军的粮弹补给，又派亲信渗透到粤军内部，试图瓦解粤系的力量，还将唐生智的湘军调离湖北，派自己的嫡系部队进驻武汉，逐步实现“削藩”的目的。
汪精卫见蒋介石复出后权势滔天，自己彻底沦为傀儡，只能黯然离开南京，前往上海隐居；李宗仁、白崇禧虽然不满，却因兵力、粮弹都受制于蒋介石，只能暂时隐忍；李济深、陈铭枢等粤系将领，也只能表面服从蒋介石的命令，暗地里却在扩充实力，防备蒋介石的打压。
1927年的冬天，南京国民政府虽然看似掌控了全国的局势，蒋介石也坐稳了“总司令”的宝座，但中国的分裂与战乱，远未结束。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在南昌起义的影响下，开始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创建革命据地；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蒋介石与各地军阀的利益冲突，也在不断加剧，一场新的军阀混战，正在悄然酝酿。
南昌城外的田野里，冬小麦刚冒出嫩绿的芽，就像起义军留下的革命火种，虽然微弱，却顽强地在寒风中生长；南京的总统府里，蒋介石正对着全国图，谋划着“削藩”与“剿共”的计划，眼神里满是独裁的野心。1927年的中国，一边是革命的星火在黑暗中燃烧，一边是独裁的阴霾在全国蔓延，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正朝着各自的方向延伸，注定要在未来的岁月里，展开更加激烈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