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喜欢职场婚恋小说，那么这本《穷游一生，不如看看别的世界》一定不能错过。作者“度仕桀”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关于洋小杰樊婷的精彩故事。本书目前完结，最新章节第15章，赶快开始你的阅读之旅吧！主要讲述了：“洋小杰”在上次记载，一场商务式的穷游！来到了”古埃及”。这会儿来到了土耳其的“辣”的种族之情；此时肯定会想到：“这氛围会比较呛！”当地的一个部落里，有个姑娘。小杰看到他有种说不上的感觉；是被她那份认…
《穷游一生，不如看看别的世界》精彩章节试读
“洋小杰”在上次记载，一场商务式的穷游！来到了”古埃及”。这会儿来到了土耳其的“辣”的种族之情；此时肯定会想到：“这氛围会比较呛！”
当地的一个部落里，有个姑娘。小杰看到他有种说不上的感觉；是被她那份认真给吸引了？
此时，这位姑娘走来说“先生，第一次来！有什么能帮到您？”小杰惊呆似，愣了一下！：“你怎么称呼？”这位热心的姑娘也好奇了！：“叫我…爱琪。”
在血色郁金香：一个时代的爱情与救赎
伊斯坦布尔的石板路上，
两个年轻人的脚步跨越了横亘在历史与间的鸿沟，
却发现爱情本身正被无法言说的过去所缠绕。
一、：老城区的咖啡香
2019年秋天的伊斯坦布尔，空气中飘散着烤栗子和海风混合的气味。加拉塔大桥下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如既往地分隔着欧亚大陆。洋小杰从位于贝伊奥卢区一栋奥斯曼时期建筑的二楼公寓窗户望出去，看着远处蓝色寺的尖顶刺破晨雾。
他的中文名字在学校里常被土耳其同学好奇地询问含义。“洋”是祖父的姓氏，“小杰”则是父母希望他“成就杰出”的期许。二十五岁的他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攻读中东历史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正是二十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解体时期的民族迁徙。这个选题对许多土耳其人来说仍是禁忌，而他的亚美尼亚裔身份更是让这份研究染上了特殊色彩。
下楼时，他注意到街角那家亚美尼亚人开的面包店又换上了新的郁金香图案窗帘。店主阿拉姆老先生向他点头示意，脸上的皱纹深深刻着一个世纪前的秘密。洋小杰知道，阿拉姆的祖父是1915年那场“大灾难”的幸存者，整个家族从安纳托利亚东部逃到伊斯坦布尔，从此再未提及那个消失的村庄名称。
大学图书馆坐落在城市的欧洲一侧，与苏莱曼尼耶寺隔金角湾相望。洋小杰常坐在三楼靠窗的位置，那里能望见对岸亚洲区的丘陵。今天，他的目光却被一个新面孔吸引——一个正在土耳其语文学区翻阅古籍的女孩。她深褐色的头发松散地扎在脑后，专注的样子让周围的时间似乎都放缓了。
“你在看《云之书》？”洋小杰走近时用土耳其语问道。那是十三世纪苏菲派诗人鲁米的诗集，在土耳其近乎神圣。
女孩抬起头，眼睛是爱琴海般的湛蓝。“是的，我在比较不同版本的翻译。”她的土耳其语带着轻微的东部口音。
“我是洋小杰，历史系的。”
“爱琪。”她合上书，手指抚过烫金的封面，“库尔德语里是‘自由’的意思。文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土耳其少数民族文学。”
洋小杰注意到了她提到“库尔德”时下意识的停顿。在土耳其，公开讨论库尔德身份仍然微妙。他坐到了她对面的位置，窗外传来宣礼塔的唤拜声，悠长而肃穆。
二、：历史的幽灵
他们第一次正式约会是在巴拉特区的一条小巷里。这里是伊斯坦布尔的老犹太区，窄巷两侧是彩色的木结构房屋，晾衣绳横跨街道，挂着各色床单和衣物。爱琪带他去了一家库尔德人经营的小茶馆，店主是位脸上有刀疤的老人，沉默地为他们煮着加了小豆蔻的土耳其咖啡。
“我来自迪亚巴克尔。”爱琪搅拌着杯底的咖啡渣，突然说道。那是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的主要城市，以古老的黑色玄武岩城墙闻名，也以冲突和暴力为人所知。
洋小杰点头：“我去过那里做田野调查。城墙很震撼。”
“也很沉重。”爱琪望向窗外，“每块石头都浸透了血。我祖父是库尔德工人党的早期同情者，八十年代‘失踪’了。父亲带着全家搬到伊斯坦布尔，改了姓氏，不再说库尔德语。”
她说话时语气平静，但洋小杰能听出平静下的暗流。他自己的家族历史同样布满伤痕——曾祖父是1915年亚美尼亚人大屠的幸存者，从埃尔祖鲁姆步行数百公里逃到伊斯坦布尔，途中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孩子。这些故事在家族中口耳相传，却从不对外人提起。
“我的研究，”洋小杰慢慢说道，“是关于奥斯曼帝国晚期少数民族的记忆与遗忘。特别是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库尔德人。”
爱琪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惊讶，然后是理解。“你在做危险的工作。”
“也许。但总得有人记住。”
茶凉了。店主无声地为他们续上热水，手指上的老茧诉说着另一种人生。小巷深处传来孩童玩耍的叫喊声，混合着某户人家电视新闻播报的声音——总统正在发表关于国家安全的讲话。
三、：地下图书馆
两周后，爱琪带洋小杰去了一个秘密地点——位于法提赫区一座十九世纪公寓楼地下室的小型图书馆。这里由一群学者和活动家运营，收藏了大量官方史书中难以见到的资料：亚美尼亚语、库尔德语、希腊语书籍，关于1915年事件的回忆录，库尔德工人党早期文献的复印件，甚至还有一些关于1923年希腊-土耳其人口交换的个人记。
“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洋小杰压低声音问。昏暗的灯光下，书架仿佛延伸到无尽的黑暗中。
“我父亲曾是这里的常客。”爱琪的手指滑过一本皮革封面的书脊，“他去世后，管理员联系了我，说他有几箱书存放在这里。我就是这样开始接触库尔德文学的。”
洋小杰抽出一本亚美尼亚语诗集，出版于1912年的君士坦丁堡。三年后，作者的名字就会出现在被驱逐者的名单上。“这些书能保存下来是个奇迹。”
“每一本都是。”爱琪的声音在地下室回荡，“管理员说，每本书背后都有一个人冒着风险保存它、传递它的故事。就像接力赛，我们是当前这一棒。”
他们离开时已是深夜。伊斯坦布尔的老街巷在月光下显得格外静谧，石头路面反射着微弱的光。走到金角湾边，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灯光如星辰洒落水面。一艘货轮缓缓驶向黑海方向，汽笛声低沉悠长。
“我从未告诉过别人这些，”洋小杰停下脚步，面对爱琪，“但和你在一起时，我觉得不需要隐藏什么。”
爱琪握住他的手。她的手心温暖，指尖有些粗糙，是常年翻阅旧书留下的痕迹。“我们都是带着幽灵生活的人，”她说，“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能看见彼此的重量。”
四、：家庭晚餐
洋小杰决定带爱琪回家见家人时，已经预感到了可能会有困难。他的父母是典型的伊斯坦布尔亚美尼亚中产阶级——父亲是心脏病医生，母亲是法语教师，住在市中心的希什利区，一所建于共和国初期的公寓楼里。他们谨慎地维持着自己的亚美尼亚身份：每周去圣乔治教堂做礼拜，参加亚美尼亚学校的校友会，订阅亚美尼亚语报纸，但对外人很少提及自己的族裔背景。
晚餐桌上，洋小杰的母亲玛丽亚准备了传统的亚美尼亚菜：塞满肉和香料的葡萄叶卷、酸黄瓜汤、烤肉串。墙上挂着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圣像画，柜子上摆着一套精美的陶瓷彩蛋——那是1915年前从凡城带来的传家宝。
“爱琪是迪亚巴克尔人？”洋小杰的父亲瓦推了推眼镜，语气礼貌但带着审视。
“是的，但我十岁时就搬来伊斯坦布尔了。”爱琪小心地回应。
“迪亚巴克尔是个美丽的古城，”瓦医生切着盘中的肉，“黑色城墙独一无二。不过这些年不太平静。”
谈话在谨慎的气氛中进行。玛丽亚询问了爱琪的学习，礼貌地避开了任何可能涉及族裔的话题。洋小杰的妹妹阿努什，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则好奇地问了很多关于库尔德音乐和民间传说的问題。
饭后，玛丽亚在厨房准备咖啡时，低声对洋小杰说：“她是个好女孩，但你知道这会有多复杂。”
“妈妈，这都2019年了。”
玛丽亚摇摇头，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几代人积累的忧虑。“在土耳其，时间不是线性的。过去从未真正过去。你是亚美尼亚人，她是库尔德人，两种‘问题’叠加在一起…”
“我们不是‘问题’，妈妈。我们是人。”
玛丽亚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叹了口气，那叹息声在咖啡的蒸汽中消散。
与此同时，在客厅里，瓦医生正与爱琪进行着另一场微妙的对话。
“我年轻时曾在迪亚巴克尔服役，”瓦医生平静地说，“那是1980年代初期。我以军医身份被派往那里。”
爱琪的手指微微收紧：“那是一段艰难的子。”
“我看见了很多事情，”瓦医生望着窗外城市的灯火，“有些是医生的眼睛不该看见的。我治疗过受伤的士兵，也治疗过平民。有时分不清来自哪一边。”
一阵沉默。墙上的钟滴答作响。
“我父亲…”爱琪开口，又停顿，“他常说，痛苦不分种族。”
瓦医生缓缓点头：“在急诊室里，血都是红色的。但离开医院，颜色又回来了。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标签又贴上了。”
“你不担心吗？洋小杰的研究，我的背景…”
“我每天都在担心，”瓦医生坦白道，“但恐惧不能成为生活的指南。我父亲因为恐惧，一生都假装自己是‘土耳其人’，直到临死前才用亚美尼亚语祈祷。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也这样生活。”
五、：田野调查之旅
2020年春天，洋小杰决定前往东部安纳托利亚进行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爱琪决定同行，她要收集库尔德口述传统的一手资料。他们乘坐长途巴士，沿着蜿蜒的公路向东行驶，窗外的景色从马尔马拉海的蔚蓝逐渐变为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土黄。
第一站是安卡拉，这座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建立的现代土耳其象征。在国父陵前，洋小杰望着那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巨大建筑，思考着这位现代土耳其建立者复杂的遗产——他既是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也是强迫同化的推行者。
“他废除了哈里发，赋予妇女权利，改革文字，”洋小杰对爱琪说，“但也否认了少数民族的身份，镇压库尔德起义，对亚美尼亚幸存者保持沉默。”
爱琪注视着陵墓前永不熄灭的火炬：“在迪亚巴克尔，他的画像挂在每个政府办公室。但在我祖父的村子里，老人们私下叫他‘跛脚帕夏’，因为他的政策让库尔德人成了自己土地上的跛子。”
继续向东，风景变得越来越荒凉，历史的痕迹也越来越明显。在锡瓦斯，他们参观了十三世纪的伊斯兰神学院，墙上精美的塞尔柱石雕记录着另一种辉煌。在埃尔祖鲁姆，俄罗斯式的建筑风格诉说着沙皇军队曾短暂占领的往事。
“我母亲的家族来自这附近，”洋小杰站在帕兰多肯山脚下说，“1915年春天，整个村庄的人被命令‘迁移’。没有人到达目的地。”
没有墓碑，没有纪念碑，只有风吹过高原的呜呜声，像是无数未说出口的故事。
在卡尔斯，一座靠近亚美尼亚边境的寒冷城市，他们遇到了一位名叫哈吉的老收藏家。他的公寓里堆满了奥斯曼时期的文件、照片和实物，从军服纽扣到泛黄的地契。最珍贵的是几本亚美尼亚家庭相册，奇迹般地保存下来。
“我父亲是宪兵，”哈吉用沙哑的声音说，手指轻抚一张集体照，上面是穿着奥斯曼服饰的一家人，“1915年，他被命令‘护送’一批亚美尼亚人去叙利亚。他偷偷放走了几个人，其中一人给了他这个相册作为感谢。他说：‘记住我们。’”
洋小杰翻阅着相册，那些微笑的面孔在一百多年后凝视着他。其中一页，一个年轻女子抱着婴儿的照片下，用亚美尼亚文写着：“阿拉姆和玛尔塔，我们的第一个孩子，1914年复活节。”
“阿拉姆…”洋小杰轻声说，“伊斯坦布尔我家附近的面包店主就叫阿拉姆。他说他的祖父是1915年的幸存者，但从不提细节。”
哈吉的眼睛亮了一下：“相册背面的家族姓氏是…让我看看…是的，穆希塔良。来自恰特尔村。”
洋小杰的手机响了，是伊斯坦布尔的妹妹阿努什打来的紧急电话。他的手指在接听键上犹豫了片刻，最终按下。阿努什颤抖的声音从听筒中传来，背景是警笛声。
六、：阴影迫近
“他们搜查了那家图书馆，”阿努什的声音在颤抖，“法提赫区的那个。警察带走了所有书籍，逮捕了管理员。爸爸的朋友打电话来说，你的名字可能出现在一些借阅记录上。”
洋小杰感到一股寒意从脊椎升起。他瞥了一眼爱琪，从她的表情看出她也听到了。
“你们现在在哪里？”阿努什急切地问。
“卡尔斯。我们明天就回伊斯坦布尔。”
“不，别回来。至少现在别。妈妈说她在安卡拉有个表亲，你们可以去那里避一避。”
“挂断电话！”房间陷入沉重的寂静。哈吉老人默默地煮着茶，茶水沸腾的声音是唯一的响动。窗外，卡尔斯城堡的轮廓在暮色中若隐若现，这座十世纪的亚美尼亚要塞见证过无数帝国的兴衰。
“你们今晚可以住在这里，”哈吉最终说，“楼上有个空房间。明天早上有开往安卡拉的早班巴士。”
那晚，洋小杰难以入眠。他躺在陌生房间的硬床上，听着爱琪平稳的呼吸声，思绪万千。他想起祖父临终前的话：“在土耳其做亚美尼亚人，就像在玻璃地板上跳舞——你可以移动，但永远不知道哪一步会踩碎一切。”
凌晨时分，他悄悄起身，从背包里拿出笔记本和那本从图书馆借出的亚美尼亚记。如果警察真的在找他，这些材料不能落入他们手中。但销毁它们感觉像是背叛——对那些记录下自己故事的人的背叛，对那些冒着风险保存这些故事的人的背叛。
“你想怎么做？”爱琪的声音突然在黑暗中响起。她也没睡。
“我不知道。藏起来？寄给国外的朋友？”
爱琪坐起身，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侧脸上。“我父亲曾经说过，记忆的重量不在于保存的媒介，而在于传递的意志。只要我们还记得，故事就活着。”
她接过那本记，轻轻翻开泛黄的书页：“我们可以抄下最重要的部分。然后把原件藏在某个地方，等风暴过去。”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们在昏黄的台灯下工作，轮流抄写记中的段落。那是1915年一位亚美尼亚教师写下的，记录了他所在村庄的常生活，直到“迁移”命令下达的那一天。笔迹从工整逐渐变得潦草，最后几页几乎难以辨认。
“今天我看见士兵们包围了教堂…他们带走了神父…妇女们在哭泣…上帝啊，你要考验我们到何时？”
黎明前，他们抄完了最后一页。洋小杰将原件用防水布包裹，藏在哈吉老人院子里一棵老核桃树的树洞中。“我会守护它，”老人承诺，“直到你回来，或你的孩子回来。”
前往安卡拉的长途巴士在晨雾中驶离卡尔斯。洋小杰望着窗外后退的风景，安纳托利亚高原在初升的太阳下呈现出血红色。这片土地饮下了太多鲜血——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却没有一片纪念碑能承载所有的记忆。
七、：安卡拉的避难所
洋小杰的远房表姨在安卡拉的住宅区有一套空置的公寓，成了他们临时的避难所。这里与伊斯坦布尔截然不同——街道更宽，建筑更新，少了历史的分量，却多了的冷漠。安卡拉是计划中的首都，一切井然有序，也因此缺乏伊斯坦布尔那种混乱的生命力。
最初几天，他们几乎足不出户，通过加密消息与家人朋友联系。图书馆事件在独立媒体上有些报道，但主流媒体几乎完全沉默。被捕的管理员被指控“传播恐怖主义宣传”，一个在土耳其法律中定义模糊却后果严重的罪名。
“我们需要法律帮助，”洋小杰在电话里对父亲说，“但请律师可能会让事情更公开化。”
瓦医生的声音听起来疲惫但坚定：“我已经联系了人权协会的朋友。他们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持低调。指控你的证据链似乎不强，主要是关联性犯罪。”
与此同时，爱琪联系了库尔德文化协会的一位熟人，得知针对少数民族文化机构的压力正在增加。“他们说这是‘国家安全需要’，”她转述道，“但实际上是选举前的政治表演。”
一周后，他们冒险出门，前往安卡拉大学图书馆继续研究。在这里，洋小杰发现了一份被忽视的档案——1927年土耳其共和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原始表格复印件。在职业一栏，许多非填写的不是实际职业，而是统一标注的“农民”或“工匠”，仿佛他们复杂的人生可以被简化为两个词。
“他们在被统计的同时被抹去，”洋小杰对爱琪低语，“就像我家族中的许多人，在官方记录中从未作为亚美尼亚人存在过。”
爱琪正在研究1960年代土耳其文学期刊中库尔德主题的出现与消失。“看这里，”她指着一篇1962年的短篇小说，“故事明显发生在迪亚巴克尔，人物有库尔德名字，但杂志前言特意说明‘这只是地方色彩，无关政治’。”
“否认的同时又在展示。”
“就像我们，”爱琪苦笑道，“在土耳其，作为库尔德人或亚美尼亚人，你必须足够土耳其，才能被允许做一点自己。”
一天下午，他们在公寓里听到楼下邻居大声播放的新闻：总统在集会上承诺“消灭一切威胁国家统一的因素”。阳台上晾晒的床单在风中剧烈飘动，像无声的旗帜。
“我想家了，”爱琪突然说，“不是迪亚巴克尔，也不是伊斯坦布尔。而是一个可以简单存在的地方，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辩护，不需要隐藏。”
洋小杰从背后轻轻抱住她，下巴抵着她的头顶。“也许那样的地方只能由我们创造出来。在两人之间，在家里，在记忆保存的地方。”
八、：证词与和解
三周后，律师通知他们可以安全返回伊斯坦布尔了。针对图书馆的指控被缩减为“行政违规”，管理员在缴纳罚款后被释放。针对洋小杰的调查因“证据不足”而中止，但警告他“避免接触非法材料”。
“这是典型的土耳其式解决方案，”瓦医生在他们回家后说道，“不宣布你无罪，但让你走。给你自由，但让你记得锁链的存在。”
洋小杰发现，这次经历改变了他与爱琪的关系。如果说之前他们的连接是基于共同的边缘感和智性吸引，现在则增加了一种更深层的纽带——共同面对恐惧、不确定性，并选择彼此作为避难所。
然而真正的考验在几周后到来。爱琪接到迪亚巴克尔家人的电话：她的祖母病危，希望见她最后一面。这意味着她必须独自前往那个仍然动荡的地区，而洋小杰作为亚美尼亚人，出现在那里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注意。
“我必须去，”爱琪收拾简单的行李，“她是最后一个用库尔德语给我唱摇篮曲的人。”
洋小杰坚持陪她到至都安卡拉。“我在那里等你。每天通电话。如果有任何问题，我立刻过去。”
前往迪亚巴克尔的旅程对爱琪来说是一次时光倒流。飞机降落后，她坐上前往老城区的出租车，窗外的景色从现代化的机场逐渐变为熟悉的黑色玄武岩建筑。迪亚巴克尔，库尔德人称它为“阿梅德”，这座城市在阳光下呈现深灰色，如一块巨大的炭。
祖母躺在老宅的床上，房间充满了草药和岁月的气味。她的脸像一张被反复折叠又展开的羊皮纸，布满深深浅浅的纹路。看见爱琪，她裂的嘴唇露出微笑，用库尔德语低声说：“我的小鸟回来了。”
接下来的三天，爱琪坐在祖母床边，听她断断续续地讲述往事：童年时在底格里斯河畔玩耍，1940年代的饥荒，1980年代军事政变后的宵禁，她儿子（爱琪的父亲）的“失踪”与归来，以及最终选择离开的苦涩决定。
“我们像种子，”祖母在最后一天说，声音几乎听不见，“被风吹散，落在石缝里，但还是要开花。你找到了你的花园吗，孩子？”
“我在尝试，。我在尝试种一个花园。”
祖母点点头，闭上眼睛，再未睁开。她的葬礼简单而私密，只有家人和少数邻居参加。坟墓在老城区边缘的一个小墓地，旁边是她丈夫和长子的安息之处。墓碑上没有库尔德名字，只有土耳其语的“哈尼姆女士”。
葬礼后的家庭聚会上，爱琪见到了多年未见的亲戚们。表兄弟们有的在本地做小生意，有的去了伊兹密尔或安塔利亚打工。一位叔叔是当地中学的库尔德语老师——这是近年来才被允许的职位，但教材需经严格审查。
“你的男朋友，那个亚美尼亚人，”一位堂兄在喝茶时不经意地问，“他家人能接受你是库尔德人吗？”
问题很直接，但爱琪听出了背后的关心。“就像我们家接受他一样，”她谨慎地回答，“有挑战，但我们在努力。”
堂兄点点头：“好。不同部落的人应该联合，而不是争斗。我们的敌人是那些让我们互相对立的人。”
离开迪亚巴克尔的前夜，爱琪独自走到著名的黑色城墙下。月光在古老的玄武岩上投下深沉的阴影，城墙的箭垛如巨兽的牙齿刺向夜空。她触摸着冰冷的石头，感受着千百年来无数双手留下的痕迹——亚述人、波斯人、罗马人、拜占庭人、人、塞尔柱人、蒙古人、奥斯曼人，现在主要是库尔德人。
“记住，”她对着城墙低语，既是对石头说，也是对自己说，“但不要被记住的方式囚禁。”
九、：博士答辩
回到伊斯坦布尔，洋小杰进入了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他的研究聚焦于1915年后亚美尼亚幸存者的三种记忆策略：同化、离散和沉默抵抗。通过档案研究、口述历史和家族记忆，他试图呈现一个被官方历史边缘化的叙事。
答辩期定在2021年春天。委员会包括他的导师、两位历史系教授，以及一位来自亚美尼亚的客座教授。教室里坐满了同学和朋友，爱琪和洋小杰的父母坐在第一排。
陈述进行得很顺利，直到问答环节。一位保守派的教授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你的研究大量依赖口述历史和‘情感记忆’，这是否会影响学术客观性？毕竟，历史学应该基于可验证的事实，而不是主观感受。”
洋小杰深吸一口气，看向爱琪，她微微点头。他转向提问的教授：“尊敬教授，您说得对，历史学追求事实。但问题在于，谁的事实被记录，谁的事实被保存？档案本身是选择的产物。1915年，奥斯曼政府系统地销毁了亚美尼亚人的财产记录、教堂档案、学校文件。那么，如果我们只依赖‘官方档案’，那些被从历史上抹去的人就永远沉默了。”
他顿了顿，继续道：“口述历史不是要取代档案，而是补充档案的沉默。当我的曾祖母告诉我，她记得1915年春天，村子里杏花盛开时士兵来了，这不是‘主观感受’，而是一个特定时空的历史事实。区别在于，这个事实没有被写在纸上，而是写在身体和语言的记忆里。”
教室里一片寂静。提问的教授表情严肃，但最终点了点头：“继续。”
答辩最后，来自亚美尼亚的客座教授用带有口音的土耳其语说：“我注意到，在你的论文中，不仅关注亚美尼亚人的创伤，也关注土耳其普通人的困境——那些被命令执行驱逐的士兵，那些默默帮助邻居的村民，那些在暴力中失去儿子的母亲。这不是简单的受害者-加害者叙事。”
“因为历史很少是简单的，教授。”洋小杰回答，“我的祖父经常说，在那些黑暗的子里，既有伸出援手的土耳其邻居，也有掠夺亚美尼亚人财产的土耳其邻居。人性是复杂的。但承认复杂性不应成为否认基本事实的借口——一场由国家组织的灾难发生了，成千上万无辜者死去。我们可以同时记住受害者的苦难和理解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的道德困境。”
答辩委员会闭门审议了二十分钟。当门再次打开时，洋小杰的导师宣布：“一致通过。恭喜，洋小杰博士。”
掌声响起。瓦医生擦去眼角的泪水，玛丽亚紧紧握住丈夫的手。爱琪的笑容明亮如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阳光。
十、：新旅程
获得博士学位后，洋小杰在伊斯坦布尔一所私立大学找到了教职。爱琪完成了关于库尔德女性写作的硕士论文，开始在一家小型出版社工作，专门出版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他们在巴拉特区租了一间带小院的公寓，院里有棵无花果树，夏天会结出紫色的果实。
2022年春天的一个周六，他们决定举办一次小型聚会，邀请朋友和同事。来客包括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人——一座微型的伊斯坦布尔。阳台上，人们在音乐中交谈，分享食物和故事。
洋小杰看着这一幕，突然想到祖父曾描述过的场景：二十世纪初的伊斯坦布尔，不同族群混居在同一个街区，共享面包、盐和悲伤。然后一个世纪过去了，社区被撕裂，人们被分类、隔离、对立。
“也许我们可以重新编织，”爱琪来到他身边，递给他一杯茶，“不是回到过去——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创造一个新的方式，承认差异，但不被差异定义。”
晚些时候，当客人们陆续离开，他们清理着杯盘。月光透过无花果树的叶子，在石板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远处传来渡轮的汽笛声，横跨金角湾的大桥灯光如项链。
“我想做一件事，”洋小杰突然说，“成立一个非正式的口述历史，记录普通土耳其人的家族记忆——不只是少数民族，而是所有人。关于战争、、城市化、现代化的一切。不是要建立对立的历史，而是要展示历史如何在不同族群中以不同方式被体验，但又有共同的人性线索。”
爱琪靠在他肩上：“我可以负责收集库尔德人的故事。我认识迪亚巴克尔的一位老师，他一直在做类似的工作，但缺乏资源。”
“我们可以从小做起。在社区中心举办分享会，建立一个数字档案。不涉及政治，只关注个人故事。”
“在土耳其，个人故事就是政治，”爱琪轻声说，“但也许正是这样，才更需要被讲述。”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听着城市的夜晚声音：远处酒吧的音乐，街上小贩的叫卖，某家婴儿的哭声，寺最后一次唤拜的余音。
“还记得我们在卡尔斯那晚吗？”洋小杰问，“躲在哈吉老人的房子里，抄写那本记？”
“当然记得。我以为我们可能永远回不来了。”
“但在那一刻，我并没有感到恐惧。反而有一种奇怪的平静。因为我知道为什么而冒险——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不是为了对抗什么，只是为了不让那些声音消失。”
爱琪握住他的手：“记忆是责任，但不是枷锁。我们可以记住过去，但不被过去囚禁。我们可以承认痛苦，但不被痛苦定义。”
洋小杰看向院子里的无花果树，在月光下，它的影子延伸到墙外，与邻居家的葡萄藤影子交织在一起。“就像这棵树，”他说，“在土里，但枝叶伸向天空。知道它来自哪里，但枝叶向往光明。”
十一、：无花果树的影子
命名为“交织的声音”，从一个小网站和每月一次的故事分享会开始。第一次分享会在他们公寓的院子里举办，只有十几个人参加。一位土耳其退休教师讲述了她父亲从萨洛尼卡到伊斯坦布尔的故事；一位亚美尼亚老人用混合着土耳其语和亚美尼亚语的句子回忆童年；一位库尔德年轻人朗读了他祖母关于季节性游牧的诗歌。
随着时间推移，参与者越来越多。他们租用了社区中心的小房间，建立了简单的录音设备。故事如细流汇成江河：关于1923年希腊-土耳其人口交换的家族记忆，关于1955年反希腊乱的个人证词，关于1980年军事政变的童年印象，关于1990年代东南部冲突的失落与希望。
洋小杰和爱琪自己也成为了的一部分。在一次分享会上，洋小杰讲述了他的曾祖父如何在1915年幸存下来，而爱琪则分享了她父亲“失踪”与归来的故事。讲述时，他们手握着手，像两棵在风暴中相互支撑的树。
“这不是比较痛苦，”洋小杰在分享会结束时说，“而是认识到，在这片土地上，痛苦是共享的人类状况，即是原因和表现不同。当我们倾听彼此的故事时，我们不是在稀释自己的经历，而是在扩展自己的人性。”
2023年秋天，洋小杰收到卡尔斯哈吉老人的来信。信很短，字迹颤抖：“核桃树病了，也许撑不过这个冬天。你藏的东西还在。来取吧，或告诉我怎么做。”
那个周末，他们再次前往卡尔斯。哈吉老人更显苍老，但眼神依然锐利。院子里的核桃树确实枯萎了，叶子落尽，枝裂。
“它见证了一个世纪，”老人抚摸树，“现在要休息了。”
洋小杰从树洞里取出那个防水布包裹。一百多年过去，记的皮革封面依然完好。他小心地翻开，那些在紧急灯光下抄写过的字迹现在在光下显得更加清晰。
“你应该保存它，”洋小杰对哈吉说，“或捐给博物馆。”
老人摇摇头：“我不是它的主人，只是保管人。现在交给你了。”
回到伊斯坦布尔，他们决定不将记公开展示，也不数字化。它太脆弱，承载的重量太大。相反，洋小杰用从记中摘录的片段，结合其他来源，创作了一系列关于1915年普通人生存状态的文章，发表在学术期刊和公共媒体上。每次引用，他都会注明：“据一位匿名幸存者的记录。”
一个周下午，他们在阳台上整理新的录音材料。爱琪怀孕了，初期的不适开始显现，但她坚持继续工作。“这个小家伙，”她轻抚腹部，“将出生在一个充满故事的世界里。不知道这是礼物还是负担。”
“也许都是，”洋小杰将手放在她的手上，“但至少我们会告诉他/她所有的故事，不只是容易的那些。”
无花果树在秋风中沙沙作响，成熟的果实落在地上，吸引了几只麻雀。远处，加拉塔塔的轮廓映在傍晚的天空中，这座中世纪的热那亚塔楼见证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奥斯曼的辉煌、共和国的诞生，以及无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
“我在想，”爱琪说，“一百年后，会有人讲述我们的故事吗？一个亚美尼亚男人和一个库尔德女人，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伊斯坦布尔，试图记住被遗忘的，在不和中寻找和声。”
洋小杰望向博斯普鲁斯海峡，海水在夕阳下如融化的黄金。“也许不会。也许我们的名字不会被记住。但如果我们种下的树能提供一点阴凉，如果我们保存的声音能在某人心中引起共鸣，那就足够了。”
夜幕降临，城市的灯光逐一亮起。亚洲区的丘陵消失在黑暗中，但海峡对岸的灯光如对岸的城诺。在土耳其，这个横跨欧亚、承载着帝国记忆和民族梦想的国家，两个年轻人继续着他们微小而重要的工程：在分裂的土地上搭建理解的桥梁，在沉默的地方发出声音，在历史的阴影中种植未来的种子。
洋小杰和爱琪的故事只是无数类似故事中的一个。在今天的土耳其，许多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应对复杂的过去和不确定的未来。有的是公开的活动家，有的是沉默的见证者，有的是常生活中的和解者。他们的道路不同，但共享一个信念：记忆不必是囚笼，差异不必是分裂的理由，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新的可能性仍在生长，如石缝中顽强钻出的新绿。
小说《穷游一生，不如看看别的世界》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