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严惩贪官污吏，郭威还大力整顿朝堂风气，废除后汉时期的苛政陋习。他废除了后汉“严刑峻法”的政策，减轻刑罚，废除“民有犯盐、矾、酒麹者，无问多少，皆抵死”的残酷律法，改为“犯者量罪轻重处罚”，让百姓得以喘息；他禁止官员结党营私、相互倾轧，鼓励官员直言进谏，凡是能指出朝廷弊端、提出合理化建议者，一律予以嘉奖；他精简朝堂机构，罢免多余的官员，减少皇室与朝廷的开支，将节省下来的财力、物力，全部用于安抚百姓、发展生产。
后周的朝堂，不再是奸佞当道、相互倾轧的修罗场，而是渐渐形成了清明、务实、厚道的风气。郭威任用贤能之士，不分出身贵贱，只要有才华、有品行、体恤百姓，便予以重用。他重用的王峻、王殷、冯道等人，虽出身各异，却都务实能、体恤民生，始终辅佐郭威推行仁政，整顿朝纲、发展生产、防备契丹。朝堂之上，官员们不再贪图享乐、搜刮民脂，而是各司其职、勤于政事，真正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这样的朝堂，才是真正“像人样”的朝堂。
对于百姓而言，后周朝廷的“像人样”，更体现在实实在在的仁政之中。郭威出身底层，饱尝人间疾苦，深知百姓最渴望的，不过是安稳的生活、温饱的子。因此，他登基之后，始终把安抚百姓、改善民生放在首位，推行了一系列贴合百姓需求的仁政，每一项都温暖人心，每一项都实实在在。
在赋税上，郭威下令减免全国百姓的赋税，废除后汉时期的苛捐杂税，“罢诸道贡奉，唯令岁输租税”，禁止各地官员擅自增加赋税、搜刮百姓；他还下令，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凡是开垦荒地者，免征三年赋税，让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重返家园、开垦耕种。《旧五代史·食货志》记载，郭威曾说：“民者，国之本也，苛敛百姓，无异于自毁基。朕起于寒微，深知民苦，今身为天子，必当轻徭薄赋，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在民生上，郭威下令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淮河等河流的水患，改善百姓的耕种条件；他开放粮仓，救济饥饿的百姓与流离失所的流民，让百姓不至于饿死街头；他禁止士兵与官吏欺压百姓，严禁烧抢掠、焚烧房屋，凡是违反军纪、欺压百姓者，一律严惩不贷。曾经，五代以来的军队，大多烧抢掠、欺压百姓，百姓们闻军色变，而後周的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走到哪里，都受到百姓的欢迎与拥护——这正是后周朝廷善待百姓的最好证明。
郭威还注重安抚流民，设立专门的机构，收容流离失所的百姓，为他们提供粮食、衣物与住所，帮助他们重返家园、开垦耕种；他禁止买卖人口，凡是被贩卖为奴者，一律予以释放，让他们重获自由，重返家园与亲人团聚。史料记载，后周建立之初，中原大地流民遍野、民不聊生，经过郭威三年的仁政安抚，流民纷纷重返家园，农田得以开垦，生产得以恢复，百姓的生活渐渐好转，曾经“尸横遍野、村落丘墟”的惨状，渐渐得到了改善，街头巷尾，渐渐有了烟火气，百姓们脸上，也渐渐有了久违的笑容。
在军事上，后周朝廷也打破了五代以来“骄兵悍将作乱”的魔咒。郭威整顿军队，严明军纪，体恤士兵，提高士兵的待遇，禁止将领克扣军饷、欺压士兵；他下令，士兵必须严格遵守军纪，不得侵扰百姓、烧抢掠，作战时必须奋勇敌，凡是临阵脱逃、贪生怕死者，一律严惩不贷。经过整顿，后周的军队，战斗力大幅提升，不再是骄兵悍将、为非作歹的乱兵，而是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猛、体恤百姓的正规军队，成为后周安定天下、抵御外敌的坚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