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我问了十年。
后来不问了。不是不想问。是知道问了也没有答案。
3.
公司第二天的情况比第一天更糟。
这一天是离婚后的第二天，七十二小时倒计时的第四十八小时。
早上九点，三个客户打电话过来催货。
催的不是新单子，是上周就该发的老订单。
这批货的调度、物流、对账，以前全是我在跟。供应商那头的对接人只认我的电话号码。
钱建国让孙丽打电话去催供应商。
供应商说：“跟我们对接的不一直是赵姐吗？她怎么不打了？”
孙丽说赵姐不在了。
“不在了？去哪了？”
“……离职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
“那你把上次她和我们确认的发货清单发一下，我这边没存。”
孙丽翻了一个小时，没找到。
因为那份清单在我电脑的D盘第三层文件夹里。文件名是“鸿达-2024Q4-配送明细-v3终版”。
钱建国又打了我的电话。
这次不是一个。是四个。
我一个都没接。
下午出了更大的问题。
刘总那边打了第二次电话。这次直接说了：合同条款一天之内改不好，下个月的续约就要重新评估。
一百八十五万。
钱建国挂完电话，在办公室里砸了一个杯子。
“她人呢！她电话怎么不接！”
孙丽在门外，不敢进去。
钱建国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他不知道刘总第一次来考察的时候，是我加班到凌晨两点做的接待方案。
他不知道2019年刘总差点跳槽去对手那，是我连跑了三趟对方公司所在的城市，用一份手写的成本对比方案拉回来的。
他甚至不知道刘总每年中秋寄来的两盒月饼，收件人写的不是“钱建国”，是“赵敏芳”。
他只知道一件事：这个客户每年续约。
至于为什么续约——
他从来没问过。
我在出租屋里收拾东西。
东西不多。两个行李箱装完了十年的全部。
箱子底下压着一件旧棉袄。
是我妈的。
深蓝色，人造棉的，袖口磨得发白。她生前最后两年冬天都穿这个。
我妈三年前走的。
肺癌。从确诊到走，七个月。
她走那天是十一月十六号。
钱建国迟到了。
追悼会十点开始。他十点四十才到。
进门的时候外套上沾着烟味和酒味。前一天晚上他陪客户喝酒。
他站在最后一排。
追悼会结束后他跟我说：“走吧，下午还有个会。”
我那天没哭。
葬礼上没哭，回家也没哭。
不是不想哭。
是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哭的地方。
我把旧棉袄拿出来看了看。还有股旧樟脑丸的味道。
有一瞬间想扔掉。但手收回来了。
我把它叠好，放回箱子里。
那天晚上，我翻开了一个本子。
牛皮纸封面，很旧。
那是我刚进公司的第二年开始记的工作志。
不是正式的工作记录——那些在电脑里。这个本子记的是我自己的东西。哪年签了什么单子，金额多少，跟了多久。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记。
可能是想有个证明。证明我了什么。
因为没有人会帮我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