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把红包揣进兜里。
婚宴摆在镇上最大的酒店，四十桌。大伯穿着新买的西装，满脸红光，挨桌敬酒。
“来来来，感谢各位亲朋好友……”
我坐在角落的一桌，周围都是些不太熟的远房亲戚。
“你就是林远？”旁边的人问我，“德厚家的？”
“嗯。”
“哦，听说你大学毕业了？在城里啥呢？”
“打工。”
那人“啊”了一声，没再问了。
酒过三巡，大伯端着杯子过来了。
他站在我们这桌，目光落在我身上。
“远子，你随了多少？”
声音不大，但周围几个人都听见了。
我愣了一下，“五百。”
大伯的脸色变了。
“五百？”他把酒杯往桌上一顿，“你堂弟结婚，你就随五百？”
“大伯，我……”
“我家林浩给你爸买过多少东西？过年那两条烟，你忘了？”大伯的声音越来越大，“就五百块，打发要饭的呢？”
周围安静下来。
几十双眼睛看着我。
我的脸烧得厉害，手攥紧了酒杯。
“我手头紧。”我说。
“手头紧？”大伯冷笑一声，“你打工一个月挣多少？三四千总有吧？随个礼都舍不得，你念的那些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我张了张嘴，什么都说不出来。
“行了行了。”旁边有人打圆场，“建国，大喜的子，别计较这个。”
大伯哼了一声，端着酒杯走了。
我坐在那里，一动没动。
婚宴结束后，我走出酒店。外面下着小雨，我没带伞，就那么淋着往公交站走。
手机响了，是母亲。
“吃完了？”
“嗯。”
“那早点回来。”
我挂了电话，站在雨里，看着酒店门口那一排排的小汽车。
大伯的新车也停在那儿。黑色的大众，去年刚买的，二十多万。
我想起那两万块钱。
八年前，父亲查出胃病，做手术需要钱。我们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还差两万。
母亲去找大伯借。
“救急。”她说，“等远子毕业挣了钱，一定还。”
大伯二话没说，把钱借了。
我们记着这份情。
可后来，那两万块钱，大伯再没提过。我们也不好意思提。
去年过年，父亲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大哥，那两万……”
大伯摆摆手，“都是一家人，提那个啥？”
可他从来没说过“不用还了”。
我回到家，从抽屉里翻出那张借条。
泛黄的纸，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
“借到林建国现金两万元整。”
我看了很久，把它放回抽屉里。
3.
二婶的闲话，传得比风还快。
“林远都二十七了，还没对象呢。”
“他家那条件，谁家姑娘愿意嫁？”
“我听说相了好几个，都没成。人家一打听他家的情况，扭头就走。”
这些话，我是从邻居李婶那儿听来的。
“远子，别往心里去。”李婶拍拍我的肩膀，“你二婶那张嘴，全村人都知道。”
我笑了笑，“没事。”
可心里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老屋的院子里抽烟。
月亮挂在天上，又大又圆。可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只有我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