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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安鲤，你在哪儿？马上回家。”
“我不会回去了。”
“你别我，你以为知道一点皮毛就能翻天？”
“我告诉你，没有我们，你什么都不是！你信不信我让你在这个城市待不下去！”
“我信，但我更信法律。”
“你……”
“乔瑞斌。”我学着他的语气，第一次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反击。
“三天二十八万，一分不能少。”
“否则，我会把报告和所有证据送到公安局。”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我毫不留情地挂断，迅速拉黑了这个号码。
然后打开微信找到我哥的对话框。
他发了十几条消息全是骂我的。
“乔安鲤你完了！爸说要把你赶出家门！你等着流落街头吧！”
“告诉你爸，三天二十八万。”
“还有，从今天起，我不姓乔了。”
我在医院门口的长椅上坐了整整两个小时。
脑子里闪过这二十六年的片段，像一部荒诞的电影。
五岁那年，我发高烧到四十度，杨雪娟说小孩发烧正常，捂捂汗就好。
是邻居阿姨半夜听见我哭，送我去医院，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就可能烧成肺炎。
而那天晚上，乔瑞斌在陪客户喝酒，杨雪娟在打麻将。
十岁生，我偷偷许愿想要一个洋娃娃。
乔宣礼过生得到了一整套变形金刚。
我问他能不能借我玩一下，他当着我的面把其中一个踩碎。
“我的东西，宁可毁了也不给你！”
十五岁，我第一次来月经，吓得躲在卫生间哭。
杨雪娟扔进来一包卫生巾，隔着门嘲讽，“矫情什么？每个女人都要经历。”
那天晚上，她给乔宣礼炖了鸡汤，说他打球辛苦了。
二十二岁，我拿到第一份工资，给全家买了礼物。
乔瑞斌看了一眼我买的皮带，转头给乔宣礼买了块两万的手表。
“这什么牌子？地摊货吧，我儿子戴这个才体面。”
二十六岁的今天。
我才知道自己是个被偷来的孩子。
所有的忽视，冷漠，偏心，突然都有了解释。
因为从一开始，我就不是这个家的人。
汹涌的悲伤和决堤的眼泪被陌生来电打断。
接通后是个中年男人小心翼翼的声音，“请问，是安鲤小姐吗？”
“我是名律师，受一位委托人委托，寻找她二十六年前丢失的女儿。”
“我们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您最近做了DNA检测，并且您的血型是熊猫血？”
我心底一颤，忍不住产生抹期盼，声音止不住在抖，“她现在，在哪里？”
“在精神病院，已经住了二十年。”
我去了那名律师的办公室。
他给我看了一份厚厚的档案。
我亲生的母亲是沈清欢，当年她坚持认为女儿是被医院的人偷走了。
她闹了整整一年，最后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伴妄想症。
后来有人匿名给她寄了一张照片。
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站在公园里。
照片背面写着，“你的女儿，活得很好。”
从那天起，沈清欢就开始了漫长的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