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林溪是接到母亲电话才知道的。电话里，母亲的声音疲惫不堪，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你爸……他今天把堂屋条案上供着的那尊铜佛像摔了。”
林溪心里“咯噔”一下。那尊佛像她记得——老旧的铜身，底座有修补过的痕迹，是爷爷那辈传下来的。父亲常说，当年困难时期，家里唯一没舍得卖的就是这尊佛，“人在难处，心里得有个念想”。虽然这些年家里办了粮食加工坊，子好了，父亲还是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给佛像擦灰、上香。
“怎么会摔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林溪以为信号断了。然后，母亲的声音传来，很轻，很慢，像在叙述别人的事情：“我们吵架了。吵得很凶。他说我什么都不懂，说我不识字，说……找你这种没文化的，天天说话都是对牛弹琴。”
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隔着电话线扎进林溪的耳朵里。她握着手机，手指冰凉，一时竟说不出话。
父母吵了一辈子，她知道。父亲读过几年书，在村里算是“有墨水”的人，年轻时还当过生产队的会计。母亲大字不识几个，但手脚麻利，活是一把好手。用父亲的话说，他们是“秀才遇到兵”。用母亲的话说，是“鸡同鸭讲”。
但以前吵归吵，总还有个度。摔东西是有的，说重话是有的，但从没说过“不识字”、“没文化”这种话——这种直接否定对方价值的话。
“妈，”林溪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您现在在哪？”
“在家。他摔门出去了。”母亲顿了顿，“林溪，我是不是……真的那么差劲？”
“您胡说什么！”林溪声音提高了，“您哪里差劲了？您和爸白手起家办加工坊，供我们上大学，您起早贪黑磨面、碾米，手上都是老茧……”
“但我认不得几个字，不懂他说的那些大道理。”母亲打断她，声音里有种认命般的平静，“他说得对，我就是没文化。所以他才不耐烦，才凶，才觉得跟我说话是对牛弹琴。”
“妈！”林溪又急又气，“这不是识字不识字的问题！这是尊重的问题！他再认识几个字，也不能这么说您！”
母亲没说话，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口气，像从很深很深的井里提上来的，沉重，冰凉。
挂断电话，林溪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动。客厅里只开了一盏落地灯，昏黄的光晕染开一小片温暖，但照不进她心里的寒冷。
陈默从书房出来，看见她的样子，走过来：“怎么了？”
“我爸跟我妈吵架，说了很难听的话。”林溪把手机扔在沙发上，抬手捂住脸，“他说我妈没文化，天天在一起说话就是对牛弹琴。”
陈默在她身边坐下，搂住她的肩。“老一辈的事，我们……”
“不是老一辈的事！”林溪猛地抬起头，眼睛红了，“这是侮辱！是人格贬低！是拿自己那点可怜的优越感，去踩踏最亲近的人！”
她想起小时候。村里没几个读书人，父亲算一个。他会在晚饭后，就着煤油灯教她认字、打算盘。母亲总是坐在旁边纳鞋底，偶尔抬头看看，眼里有羡慕，也有满足。如果母亲问“明天磨多少麦子”，父亲就会皱起眉头，语气不耐烦：“跟你说了你也不懂，看着办吧。”
那时她不懂，为什么父亲对她就有耐心，对母亲就不耐烦。现在她懂了——在父亲眼里，她是“可教”的，是“有希望”的。而母亲，是“教不会”的，是“对牛弹琴”的。
原来识字多少，在某些人心里，不是用来读书明理的工具，而是用来划分等级、彰显优越的标尺。
陈默轻轻拍着她的背，没说话。他知道，此刻说什么都是苍白的。
夜里，林溪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回到老家的加工坊。机器轰隆隆响，空气里飘着麦麸的粉尘。父亲在记账，戴着老花镜，一笔一画很认真。母亲在筛面，动作麻利，面粉像雪一样落下来。
她跑过去问：“爸，这个字念什么？”
父亲摘下眼镜，耐心地教她。
母亲也凑过来看，眯着眼：“这弯弯绕绕的，像蚯蚓。”
父亲脸上的笑容淡了：“你又不懂，看什么看。”
母亲低下头，继续筛面。粉尘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像一层霜。
梦醒了。凌晨三点。林溪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天花板。耳边似乎还回响着机器声，和父亲那句“你又不懂”。
语言的暴力，有时比拳头更伤人。 拳头伤的是身体，会愈合。语言伤的是自尊，是价值感，是“我是不是值得被爱”的确认。那种伤，看不见，摸不着，但深入骨髓，伴随一生。
第二天上班，她心神不宁。开药时又差点出错，被护士提醒了两次。中午，她给弟弟林峰打了个电话。
林峰在深圳，做物流，平时和父母联系不多。电话接通，背景音是货车的轰鸣。
“姐，什么事？我正装车。”
“爸妈昨天大吵了一架，爸说了很难听的话。”
装车声停了。“又吵？这次因为什么？”
“不知道。但爸说妈没文化，天天在一起说话就是对牛弹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林峰冷笑一声：“他还是老样子。认得几个字，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当年加工坊刚办起来，妈起早贪黑活的时候，他怎么不说妈没文化？”
“你要不要打个电话给妈？”
“打了有什么用？妈不会听我的，爸更不会。”林峰的声音很冷，“姐，我早看明白了。他俩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妈觉得自己配不上爸，爸觉得自己下娶了。这种病，没法治。”
“可妈昨天在电话里哭了。”
“那也不是第一次了。”林峰顿了顿，“姐，我知道你心软。但这种事，我们管不了。你劝妈，妈说‘你爸就是那个脾气’。你劝爸，爸说‘你懂什么’。最后里外不是人。”
林溪无言以对。弟弟说得残酷，但可能是事实。父母的关系，像一潭深水，表面平静，底下暗流汹涌了几十年。他们做子女的，站在岸边，扔几块石头，激起点涟漪，改变不了水的本质。
“那就这么看着？”
“不然呢？”林峰叹了口气，“姐，过好你自己的子。爸妈的事，让他们自己解决。你离得远，少掺和。”
挂了电话，林溪坐在诊室里，看着窗外。阳光很好，但照不进她心里。弟弟的冷漠让她难受，但更难受的是，她隐隐觉得，弟弟可能是对的。
下午，她接诊了一对老夫妻。老爷子八十岁，阿尔茨海默病中期，老太太陪着他来开药。问诊时，老爷子前言不搭后语，说家里有特务，说饭里有毒。老太太耐心地听着，不时纠正：“老头子，那是电视里的。”“饭是我做的，没毒。”
开完药，老太太扶着老爷子慢慢往外走。走到门口，老爷子突然回头，对林溪说：“医生，我老伴儿，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别看她现在啰嗦，年轻时可能了，挣的工分比男人都多。”
老太太脸一红，拍了他一下：“胡说什么，快走。”
老爷子嘿嘿笑，任由老太太搀着，走了。
林溪看着他们的背影，内心满是羡慕，但更多的是心酸，是替母亲不值。同样是夫妻，有人即使记忆破碎了，还记得对方的好。有人记忆完整，却用最锋利的语言，去割伤最亲近的人。
下班后，她没有直接回家，开车去了父母家——在城郊结合部，加工坊和住处连在一起。还没进院子，就听见机器的轰鸣声。
她停好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小麦粉尘味，那是她从小闻到大的味道。小时候，她就在这粉尘里写作业，母亲在机器旁忙碌，父亲在柜台打算盘。晚上，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手上都带着洗不掉的面粉味。
推开门，母亲正在筛面。听见声音抬起头，眼睛还有些肿，但表情平静：“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说着拍了拍身上的面粉，“我给你下碗面，刚磨的新麦，香。”
“妈，别忙了。”林溪拉住她，“我爸呢？”
“在里屋。”母亲低声说，“昨天吵完就进去了，今天一天没出来，账本也没看。”
林溪走到里屋门口，门虚掩着。她敲了敲。
“进来。”父亲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她推门进去。屋里很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父亲坐在桌旁，背对着门，看着窗外。桌上供佛像的位置空了，只剩一个圆形的印子。
“爸。”她叫了一声。
父亲没回头，只是“嗯”了一声。
“您昨天，跟妈说了很过分的话。”
父亲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慢慢转过来。他老了，真的老了。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手上还沾着没洗净的麦麸。眼睛里有血丝，也有一种深深的、林溪从未见过的疲惫。
“你妈跟你告状了？”他问，声音很平静，但林溪听出了一丝嘲讽。
“不是告状。是她很难过。”林溪看着他，“爸，您怎么能那么说妈？什么叫没文化？妈是不识字，但她和您一起把这个加工坊撑起来，她一天能筛几百斤面，手上磨的都是茧子……”
“我知道。”父亲打断她，声音突然提高，“我知道她能！我知道她辛苦！但林溪，你知道每天跟一个说不到一块儿去的人过子，是什么滋味吗？”
他站起来，在屋里踱步，脚步很重：
“我说‘今年麦子成色好’，她说‘晌午吃面条’；我说‘账目要对上’，她说‘房顶漏雨了’；我说想扩大规模，她说‘够吃够用就行了’。我们想的不一样！我说东，她想西。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是我们……我们就不在一个路上！”
“那您当年为什么要娶她？”林溪问，声音在抖。
父亲猛地停住脚步，看着她，眼神复杂。过了很久，他才说：“因为……因为那时候，家里穷，娶不起识字的。你妈勤快，实在，能活，能持家。”
“所以您娶的，不是一个能说到一起的人，而是一个‘能活’的人？”林溪觉得心里发冷，“然后过了几十年，您又开始嫌弃她说不到一起？爸，这公平吗？”
父亲不说话了。他走回桌旁，坐下，双手捂住脸。肩膀微微耸动。
林溪第一次看见父亲这个样子——不是那个打算盘时手指飞快的“文化人”，而是一个苍老的、困惑的、孤独的农民。
“林溪，”父亲的声音从指缝里漏出来，闷闷的，“我不是嫌弃她。我是……憋得慌。憋了一辈子，装了一辈子。在她面前，我不能说我的打算，不能说我的难处，不能说我心里那些……那些不踏实。因为我说了，她也不明白，只会说‘吃饭了’、‘睡觉了’、‘别想了’。我就像……就像对着石磨说话，说再多，石磨只会转，不会应声。”
林溪看着父亲花白的头顶，心里的愤怒慢慢变成了悲哀。她突然理解了父亲——不是认同，是理解。那种精神上的孤独，那种“无人对话”的窒息感，在复一的劳作和沉默中，确实能把人疯。
但这不是伤害母亲的理由。
“爸，”她走过去，在父亲对面坐下，“妈是不识字，不懂您那些打算。但她懂怎么在您累的时候熬一锅稠粥，懂怎么在您愁的时候不叨扰，懂怎么把这个家收拾得您回来有口热饭。她的‘懂’，不在您说的话里，在她为您做的每顿饭、洗的每件衣服、撑起的这半个家业里。”
父亲抬起头，眼睛红了。
“您觉得跟她说不通。可您试着用她能懂的话，跟她说过吗？”林溪继续问，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您说‘想扩大规模’，她当然听不懂。但您要是说‘我想让加工坊再大点，多挣点钱，让孩子们过更好’，她会怎么说？她会说‘那你得多受累’。这难道不是回应吗？不是您要的‘说到一起’，但是过子需要的‘我懂你的辛苦’。”
父亲怔怔地看着她，像第一次认识自己的女儿。
“您嫌她不懂。可您教过她识字吗？您有耐心地、像教我一样，跟她说过您的想法吗？”林溪摇头，“没有。您从一开始，就把她放在了‘说不通’的位置上，然后怨她说不到一起。这不公平，爸。”
屋里陷入长久的沉默。窗外的机器声停了，大概是母亲关的。安静突然降临，显得屋里更静。
“那尊佛，”父亲突然说，“是你妈嫁过来那年，用她攒的嫁妆钱，去镇上请的。她说，咱家做粮食生意，得供个佛，保平安。其实她本不懂什么佛经，什么教义。她只是觉得，该供，就供了。”
他的声音哽咽了：“我昨天……我昨天怎么能说出那种话……”
林溪的眼泪掉下来。为母亲不值，也为父亲悲哀。
“去跟妈说句话吧。”她说，“不是为摔了佛像，是为您说的那些话。那些话，比佛像摔一千遍，还伤她。”
父亲坐着没动，很久，才点点头。
林溪走出里屋，母亲正在厨房和面。面团在她手里揉捏，发出沉闷的声响。那个背影，曾经挺拔，现在有些佝偻了。
“妈，我帮你。”林溪洗了手，接过一半面团。
母亲没说话，只是继续揉。面粉在她们手上、身上飞扬，像细细的雪。
“妈，”林溪轻声说，“爸他……他心里憋得慌，不是针对您。”
母亲揉面的手顿了顿，然后继续：“我知道。他心高，我不识字，配不上他说话。”
“不是配不上！”林溪急了，“是说话的方式不一样。您用您的方式对他好，他用他的方式……表达他的难受。”
母亲沉默了很久，面团在她手里反复折叠、揉压。最后她说：“我跟他过了四十年。四十年，够长了。长到我知道他什么时候是真生气，什么时候是心里憋屈。昨天……他是真憋屈了。加工坊这两年生意不好，他想贷款买新机器，我不同意，怕还不上。他就觉得我拖他后腿。”
原来是这样。不是诗词歌赋，是贷款、机器、生意。但本质是一样的——一个人想往前走，一个人想求安稳。一个人心里有蓝图，一个人眼里只有脚下的路。
“那您怎么想？”林溪问。
“我？”母亲笑了，笑里有苦，“我能怎么想？我一字不识，只会活。他说贷款，我不懂，我只知道欠债要还，还不上房子就没了。他说新机器，我不懂，我只知道现在的机器还能用，换了又要借钱。”她看着林溪，“闺女，妈没文化，但妈知道一件事——子要一天天过，债要一分分还。走得太快，容易摔跤。”
林溪怔住了。她突然意识到，母亲不是“不懂”，而是用另一种方式在“懂”。父亲的“懂”在账本上、在规划里；母亲的“懂”在面团里、在粮食里、在一天天的劳作里。两种“懂”，没有高低，只是不同。
“妈，”她握住母亲沾满面粉的手，“您不是没文化。您的文化，都在手里，在心里。爸的那些字，写在纸上；您的那些理，过在子里。”
母亲的眼睛红了，但没哭。她把手抽出来，继续揉面：“面要醒发了，给你下碗面吃了再走。”
“不用了，我……”
“吃！”母亲打断她，语气不容置疑，“新麦磨的面，香。”
那天晚上，林溪在父母家吃了碗手擀面。面条筋道，汤头清亮，撒了葱花，滴了香油。父亲也出来了，三个人围着桌子，安静地吃。
谁也没提吵架的事，谁也没提佛像。父亲吃得很快，吃完说：“我去看看机器，明天要磨一批豆子。”
母亲说：“豆子泡好了，在缸里。”
父亲“嗯”了一声，出去了。
林溪看着这一幕，突然懂了——这就是他们的相处方式。没有道歉，没有解释，但父亲去看豆子，母亲说泡好了。一个往前迈了一小步，一个接住了这一小步。
四十年，他们用这种方式，走了很远的路。
回家路上，陈默开车，林溪望着窗外。加工坊的灯光在夜色中越来越远，最终消失在后视镜里。
“想什么呢？”陈默问。
“想我爸妈。”林溪说，“他们吵了一辈子，但也过了一辈子。我爸嫌我妈不懂他，我妈嫌我爸不踏实。可他们还是把加工坊办起来了，还是把我们姐弟俩供出来了，还是……在一起。”
“所以？”
“所以也许婚姻就是这样。”林溪转过头，“不是找到完全懂你的人，而是和那个不完全懂你的人，找到一种方式，继续往前走。哪怕吵，哪怕怨，哪怕有时候觉得对方是堵墙、是盘石磨——但墙还在那里，为你挡风；石磨还在转，磨出粮食。”
陈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你这话，比你爸那些大道理实在。”
“因为我妈教我的。”林溪也笑了，“她的道理，都在子里。”
车开进小区。停好车，陈默没有立刻下车，而是转身看着她。
“林溪，有件事我一直想说。”
“什么？”
“你爸对你妈说的那些话，是错的，很伤人。但……”他顿了顿，“有时候，我在特别累、特别烦的时候，可能也对你说话难听过。不是故意的，就是……情绪上来了。”
林溪想起前几天，因为打碎碗的事，陈默那句“有没有脑子”。她当时很受伤，但没说出来。
“我知道。”她说，“我也一样。对悠悠，对宽仔，对患者，甚至对你，有时候话一出口就后悔，但已经收不回了。”
“所以，”陈默认真地说，“我们得有个约定——不管多生气，多累，有些话不能说。不能说‘你不行’，不能说‘你不配’，不能说贬低对方的话。哪怕吵翻天，也不能越过这条线。”
林溪看着他，眼眶热了。“好。”
“拉钩。”陈默伸出小指。
“幼稚。”她笑了，但还是伸出小指，和他勾在一起。
“还有，”陈默说，“如果我们发现对彼此说话开始不耐烦了，开始挑剔了，就想想你爸妈——想想那堵墙，那盘石磨。墙不会说话，但它在；石磨不会回应，但它转。有时候，在一起，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对话。”
林溪点头。这听起来很朴实，但很真实。语言是桥梁，但沉默的陪伴，是桥墩。 没有桥墩，桥再美也会塌。
那天夜里，她睡得很好。
第二天中午，母亲发来一张照片——那尊摔坏的铜佛像，被小心地粘好了。虽然还有裂缝，但稳稳地立在原来的位置上。照片里，父亲的手正在擦佛像，母亲的半只手入镜，端着一杯茶。
配文只有两个字：“好了。”
林溪看着照片，笑了。摔碎的可以粘好，说错的话却会留下裂痕。 但至少，他们愿意去粘，愿意在裂痕处，继续供着，继续擦拭。
也许这就是过子——不是不碎，是碎了再粘；不是不吵，是吵了还过；不是完全懂，是愿意在不懂的地方，留一点空白，等时间慢慢填满。
她回复：“嗯，粘好了就好。”
窗外，阳光灿烂。
而人间，有多少尊摔碎的佛像，正在被耐心粘合；有多少伤人的话语，正在被时间冲刷；有多少不同的灵魂，正在学习如何在不完全懂彼此的岁月里，依然并肩前行。
这很难，需要一生的练习。
但至少，有人一直在练习。
用四十年，用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