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立之初，存在三大政治集团：关陇军事贵族（以李唐皇室为核心，包括部分韦、裴等家族）、山东旧士族（崔卢李郑王“五姓七家”）、江南士族（兰陵萧氏等）。尤其山东士族，在隋末农民战争里早被打得家底败落，朝堂上没几个拿得出手的高官，却偏生抱着“郡望门第”的老黄历不放，傲娇得像揣着绝版限量款的收藏家。他们的社会声望凌驾于新兴关陇集团之上，甚至出现了“大臣争相联姻山东士族，轻视皇室”的现象。唐太宗对此深恶痛绝：“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夸耀，嫁女索重聘，实伤教化！”这话里的酸味儿，隔了千年还能闻到它的浓郁。
贞观六年（632年），太宗终于出手了，他命高士廉等编纂《氏族志》，表面上声称“刊正姓氏”，实际上是为了打压山东士族、抬高皇族。贞观十二年（638年），高士廉提交初稿，仍按传统“尚姓”原则，将山东博陵崔氏的崔民幹列为第一等，与皇族并列。太宗震怒：“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今朝功臣官居三品，反不如衰败旧族？”
最终，修订结果如下：
第一等是皇族，李姓；
第二等是外戚，如长孙氏；
第三等是崔民幹等山东士族。
武则天执政时，又把武姓加入了第一等。这场用明晃晃的阳谋进行的政治倾轧，并没有改变士人的门第情结，魏徵、房玄龄等重臣仍与山东士族通婚。唐高宗时期的宰相李义府，出身寒微，为了提升家族地位，他亲自出面为儿子向当时的山东士族求婚，却接连遭到拒绝。一怒之下的李义府请求皇帝下《禁婚诏》，禁止“七姓十家”之间自为婚媾，也就是不准通婚。（七姓十家指的是山东士族中最顶级的七大郡望中最显贵的十个分支，分别是：陇西李氏—李宝、太原王氏—王琼、荥阳郑氏—郑温、范阳卢氏—卢子迁、范阳卢氏—卢浑、范阳卢氏—卢辅、清河崔氏—崔宗伯、清河崔氏—崔元孙、博陵崔氏—崔懿、 赵郡李氏—李楷，除非你家祖上是这些分支的，可以吹牛用，否则不用过于关注。）
《禁婚诏》这一举措，绝对称得上“黑红营销”的典范，因为它相当于官方公布了一个名门望族清单，士族们更加热衷于结姻，明的不行咱来暗的。民间“重崔卢、轻李唐”的观念一直延续至晚唐还存在，唐文宗想把公主嫁给士族，士族纷纷婉拒，不是儿子有病就是八字不合，文宗哀叹：“我家两百年天子，竟不及崔、卢耶？”
历朝历代，都把政治宣扬融进文字中，唐代的统治精英试图用律法的刻刀，直接在上层建筑的图谱上雕刻阶级座次，属于“精准的外科手术”。而宋代则更显“内功”，采取了一种柔性的文化浸润术，他们将意识形态下沉到蒙学课本，洗脑必须从娃娃抓起，其中的《百家姓》就是典范。《百家姓》开篇“赵钱孙李”四字排序，有着很强的政治宣扬与洗脑意图。这部表面上用于幼童识字的小册子，其实是宋初政治博弈的加密档案——就像现代人用动画输出价值观，赵家天子用蒙学课本完成了意识形态收编。
据南宋学者王明清在《玉照新志》中的研究记录，《百家姓》“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孙乃忠懿（钱）之正妃；又其次，则江南李氏。”
赵姓排在首位是很好理解的，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建立了宋朝，赵姓作为国姓，自然居首。这种国姓排首位的政治正确，在各朝代都是如此，比如明初编撰的《皇明千家姓》以“朱奉天运，富有万方”作为起首之句。
钱姓排在第二位，是因为《百家姓》出自吴越国人之手，吴越国是钱镠所建，传到钱俶时，赵匡胤建立宋朝，钱俶为保百姓免遭兵燹，纳土归宋。
钱俶原叫钱弘俶，为了避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的名讳，也是为了表示对中原王朝的尊崇，他自己去掉了“弘”字。钱俶的夫人是孙太真，当年钱俶为供奉佛螺髻发舍利而在西湖的旁边修建佛塔，孙太真亲自参与了佛塔的营造设计，这座塔因建在雷峰之上，故名雷峰塔，也就是现在西湖雷峰塔的前身，后来被法海和白娘子带出了圈。钱俶降宋后，孙太真随钱俶入宋，被宋太祖加封吴越国王妃。同年十二月，孙太真病卒。因为两人感情深厚，加上宋太祖封号的加持，孙就排在了《百家姓》的第三位，这是一种流传度较广的说法。
就在钱俶纳土归宋的前几年，当赵匡胤兵发南唐时，钱俶拒绝了南唐的求助，并助宋灭唐，或许，钱俶天真地以为帮助了宋，就可以苟全吴越国，但他低估了赵匡胤，这是一个曾说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狠人，说这话的背景，是南唐派使者去找赵匡胤求情。赵匡胤的这句话，是送给南唐的末代君主的，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千古词帝”李煜。
赵匡胤的话很好理解：求情？苟全？怎么可能呢？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你们在，我睡不安稳呀。更绝妙的是，编纂者将南唐李氏置于第四——既彰显征服者的“宽容”，又时刻警示着反抗者的下场。这种精神控制术，比十万军队更有效。
钱俶的纳土归降，是无可指摘的，天下归一已是大势所趋，以卵击石只能自取灭亡，使百姓生活于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钱俶的决策智慧，堪称古代地缘政治的经典案例。当赵匡胤在汴京皇宫摆下“鸿门茶”时，这位吴越国主面临着级难度选择题：
选项A：联合南唐抗宋 → 成功概率：0；代价：被宋军铁骑踏为齑粉（参见南唐结局）
选项B：坐观宋唐相争 →成功概率：0；代价：沦为下一个猎物（参考后蜀灭亡轨迹）
选项C：主动献土称臣 → 成功概率：100％；代价：失去王位但保全宗族（历史实际选择）
在饮下那杯改变命运的御赐龙团茶时，钱俶或许想起了赵匡胤那句著名的地缘政治宣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句话表面针对南唐李煜，实则暗藏对吴越的死亡凝视。钱氏的“识时务”，不仅保住九族性命，更意外收获了《百家姓》中的永恒广告位——这波作，算得上古代危机公关的巅峰之作了。
钱俶的明哲保身，让他活到了六十大寿，他的后人中，更是名人辈出，比如我们熟知的钱惟演、钱学森、钱三强、钱钟书、钱穆等等。而那个不懂事的李煜，亡国了还不消停，非得“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结果宋太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据宋人笔记记载，李煜被一杯牵机药送上了西天，享年四十二岁。宋太宗赵光义在历史上的评价是“阴鸷”，阴险狠毒、工于心计，斧声烛影、清洗宗室、打压功臣、清理政敌，暴毙和不明死因的受害者很多，毒应该是他比较擅长的，这牵机药就是一种毒药，中毒之人全身抽搐、剧烈痉挛，头足均往后蜷曲，最后窒息而死，死状非常惨，之所以被称为牵机药，是因为人的身体就像木偶被绳子牵引变形一样，我觉得，理解成被煮了的大虾的样子，比较直观，只不过是头脚都往后弯。
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写到了权力会通过公开处决的“仪式”，在罪犯的肉体上刻写其罪状，使之成为一个可见的、恐怖的警示符号。这一过程，我们姑且称之为“权力的暴力美学”——它不仅消灭肉体，更旨在塑造观看者的灵魂。李煜的结局，正是一场典型的、被精心“书写”的权力仪式。
历史从不同情文艺青年，只奖励“苟命大师”。
话外音：
1962年，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表态：“只要我活着，中国就不可能造出原”。1963年，肯尼迪遇刺身亡。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邱小姐”在罗布泊试爆成功。邓小平曾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中国的雄起，离不开以“中国原之父”钱三强为首的众多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
钱氏家族可谓人才辈出，除钱三强，还有他的父亲、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钱玄同；“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文化昆仑”钱钟书；国学大师钱穆；前外交部长钱其琛；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中国工程院首批女院士钱易等等。钱氏家族出来的院士多达104人，这个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家族，曾有两次面临过灭顶之灾。
钱氏家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钱镠，钱镠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建立者。唐昭宗曾赐予钱镠铁券，即免死金牌，钱镠本人可免死九次，他的后人可免死三次。宋朝建立后，钱镠的孙子钱俶为保百姓免遭兵燹，纳土归宋，钱氏家族也因此得以保全，在宋代出了300多位进士。
时间来到明朝，建昌知府钱用勤因税粮案被判，他儿子以唐代钱镠铁券求赦，朱元璋竟然认可了铁券的效力，这成为罕见的前朝铁券免死案例，钱氏家族又一次死里逃生。
1000多年来，钱氏家族始终践行着钱镠的遗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唐昭宗哪能想到，自己这个唐末披着悲剧色彩的皇帝，随手一个铁券，竟然福荫了1000年后的中国。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没有谁是白来这个世间的，辉煌也好、平淡也罢，每个人都只是历史的一瞬，但血脉赓续、人际错杂，生而为人，就用心活着，一人一念，谁又能肯定它不会成为改变未来世界的杠杆呢？